G20今年首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日前在上海結束。會議就當前全球經濟運行現狀和態勢作了分析討論，闡述了各成員國相對應的貨幣政策及政策走向，并就各成員國避免采取損人利己的貨幣政策，達成了不具有任何法定約束力的有限共識。

在本次“雙長”會召開前醞釀峰會議題時，部分美歐貨幣專家提議，把成員國協同干預匯率、支撐人民幣、遏制貨幣戰，作為會議的首選議題，力爭簽署一個新的“廣場協議”，迫使人民幣按一定時限分階段強行升值。好在這一不懷好意的提議，并沒有也不可能被G20全體成員國所采納，否則，本次會議勢必上演不歡而散之鬧劇。

新“廣場協議”雖被證明純屬子虛烏有，但從該“笑話”切題分辨人民幣與西方貨幣，尤其是日元的政治差別，于增強國人的“人民幣定力”，不但不言多余，而且還頗有現實意義。

舊“廣場協議”1985年初秋簽署，其國際背景為美元、英鎊、法郎、馬克聯手對付日元，威逼日元以每年5%的幅度連年升值。如此強迫下日元資產出現嚴重泡沫化，至九十年代初，日本被美英法德聯手重創，迄今都未能翻身。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前蘇東集團恰好也在同一時期灰飛煙滅，日本和日元成為前蘇東集團垮臺的一個另類陪襯，恐怕不是偶然。

眾所周知，日本的民族自尊心極強。日本經濟借助越戰和美蘇冷戰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起飛，自八十年代初超越前蘇聯成為全球第二，并開始對全球老大形成實質性威脅。若單純考量日本人的民族秉性，當年如日中天之日本，豈肯輕易向美英法德低頭，吞下明擺著要置日本于死地的屈辱苦果。無奈日本當年的經濟強勢無法彌補日本的極度政治劣勢。以至于人在美英法德的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任何一國之貨幣，從來就不只是一種支付工具，它與生俱來帶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如果一國的貨幣已躋身為世界貨幣，其不可避免就會烙有國際政治的鮮明印記，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國際政治博弈結果的影響與擺布?，F代國際社會，日元的上述國際政治屬性最為顯著，其博弈結果亦最為凄慘。

作為戰敗國，美國在逼迫日本強行接受和平憲法后，即與日本建立同盟關系，但當年的日本乃至今天的日本，仍然被籠罩在山姆大叔的陰影里沒有真正獨立的國家外交，而獨立的貨幣政策恰恰必須以獨立的國家外交作為政治基石。這是日本被迫吞食“廣場協議”苦果的根本緣由。

八十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尚未步入全球化階段。在冷戰陰霾下，日本經濟的巨大產出，主要依靠美歐市場才能消化。一旦美歐感受到日本的過大威脅，利用日本政治上的“脆弱性”對日元下狠手，令日本沒有多少討價還價之能力。

同一時期“亞洲四小龍”崛起，尤其是韓國和臺灣價格遠低于日貨的外向型經濟，其主要出口方向也是美歐市場。這對于美歐無疑進一步增大了打擊日元的可行性。

與此同時，中國改革剛從農村擴展至城市，中日貿易量幾乎可忽略不計。由于中國經濟剛起步，東南亞諸國尚未到搭乘中國班車時候，日本對外貿易若不死抱美歐這棵大樹，幾乎沒有太多回旋余地。美歐尤其是美國，正是摸準了日本的軟肋，才毫無顧忌召集英法德對日元下了狠手，而日本則只有忍痛接受的份兒。

今日中國人民幣之國際地位，其所應對的國際政治大格局，與當年的日元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以中國自身意志為主推進的人民幣國際化，始終與中國的發展階段相對應相匹配。2005年，人民幣市場化匯改啟程，此前一年中國經濟坐擁全球第三的位置。2009年，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加大，離岸人民幣市場啟動，中國已取代日本坐擁全球第二的位置。去年底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成為世界貨幣之一，在于第二的位置已經坐穩，而其穩定性則以全球門類最齊全的制造業和發展勢頭如虹的現代服務業為基礎。去年下半年起匯率浮動區間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震蕩頻率亦相應加大和加密。這是人民幣全球性市場博弈的必然現象，亦有博弈經驗之欠缺，卻不可能撼動人民幣的總體穩健態勢。在國內外貿增幅下降而在全球占比繼續強勢提升、國際大宗原材料價格普遍呈“白菜價”的情形下，中國怎可能為擴大更加便宜的進口，而屈服于外部世界指望人民幣人為升值的可笑壓力？

鑒于以上簡析已不難看出，人民幣的上述特點，建立于國家的政治獨立和經濟能力，正是它確保了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和獨立。如是，日元怎么可能成為人民幣的“前車之鑒”？（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