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今天（3月7日）有媒體報道說，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山西團開放日說，山西119個縣市區，去年財政收入最少的3300萬；財政收入排在山西省后9位的縣都是貧困縣，這9個縣財政收入加在一起是6.07個億，而山西查處的一個副市長貪腐金額就達6.44億，超過9個貧困縣去年一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反腐行動開展以來，官員貪腐數額的記錄不斷被打破。縣級官員、市級官員、省級官員貪腐數額富可敵縣、富可敵市、富可敵省的消息時有傳來。實話說，6億、7億的貪腐數額即使于普通人的感官而言，已經沒有太大的沖擊力了。

上述報道稱，王儒林還舉例說，去年山西查處了一名省金融機構黨委書記。這名黨委書記在給企業貸款時，要求企業按政策付息之外，還要以貸款總額的2%顧問費支付給她控制的公司。不僅如此，這名被查的黨委書記還以銀行的名義發起成立基金會和飛行俱樂部，挪用基金會和俱樂部的資金到自己的公司，非法獲利。她組織了12家企業，花3.9億從國外購買公務機。此外，該官員平時生活奢靡，長期從韓國空運牛奶……

王儒林為此舉出的另一個例子是山西省政府一個廳長貪腐的過程：一個該廳長陌生的老板求其辦事，在廳長猶豫之時，這個老板從桌子上拿了一張紙遞給廳長，紙面上寫著：給你3000萬干不干？廳長看后，老板收回紙張，塞到嘴里，把紙吞進肚中。廳長一看，此人辦事牢靠，遂答應老板全部條件，事后收到了3000萬賄款。

而上述富敵9縣的副市長，貪腐起來更是氣度非凡。據王儒林介紹，這個副市長在北京看中了一套1420萬元的別墅，馬上打電話讓一個老板專程到北京付款為其買下這套房產；在海南游玩時，又看中了海南的一套房產，當即讓“隨行”老板為其付款買下。對那些扭捏不肯“出血”、或是掏錢不痛快的老板，該副市長則處處設障，百般刁難：有企業投資建礦，遲遲沒給副市長干股錢，兩年半的工期生生被拖至8年還沒建成；老板想轉手項目，副市長同樣設障轉手，最終老板向副市長支付了上億元才得以轉手。

像上述山西省某金融機構黨委書記（董事長）、某廳長和某副市長這樣的官員，不過是被揭露出來、且被公開了其部分貪腐細節的個別貪腐官員，其他貪腐官員與這幾個官員相比，想必只是官職高低、權力大小不同而造成的貪腐機會和貪腐數額的差別，論其貪婪本性和貪腐行為來說，則無實質性差別。

為什么官員一就官位、一有權力，就貪性畢露，貪腐行為無底線、貪腐數額無上限地摟摟摟、貪貪貪？為什么點（金融機構）、條（廳）、塊（市）不同崗位與級別的官員都“不約而同”地以公共權力謀一己之私？其實答案很清楚，那就是不以權力制衡權力、不以制度約束官員，無約束的官員和沒有制衡權力的結合，其結果就一定是深重難治的腐敗。

沒有健全的制度，腐敗的勢頭有可能因一時的高壓而減弱甚至消停，但是，古今中外的歷史已經無數次地證明，權力的本性只服膺于權力制衡的制度，官員的行為只有在嚴密的制度下方可得限。今天另有媒體報道說，現在反腐是“上面九級風浪，可基層個別地方或紋絲不動或波瀾不驚……”這個現象，正說明了健全制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