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亳州女子劉某因不滿交警對丈夫酒駕處理，在微信朋友圈辱罵交警，并詛咒“活不過2016年”，“那1500塊就當給你買花圈買壽衣了。” 有人留言詢問，劉某統一回復稱，被“交警查住了”，并稱交警“一點人情世故都不講”。因劉某正在哺乳期，相關部門對其作出行政拘留5日不予執行的處罰決定。（3月8日《新安晚報》）

在汽車社會，酒駕無疑給公共安全增添了風險因素；交警部門對酒駕“亮劍”，有助于增強社會規范的震懾力和約束力，從而倒逼汽車文明。面對交警的秉公執法，心生不滿的劉某，通過微信朋友圈發泄偏激情緒；這種將他人當作“出氣筒”，侵犯他人基本體面和人格尊嚴的做法，顯然是一種失范行為。

“只要一輕率，人就會犯糊涂”。作為一個成年人，劉某必須為自己的疏忽和過程承擔相應的代價。只不過，在利益主體多元化、價值觀念多樣化的當下，人們對“微信辱罵被罰”存在著價值分歧和觀念沖突。贊成者認為，此舉給“愛說臟話”的人們戴上了“緊箍咒”，有助于規范網絡空間的運行秩序；反對者則覺得，這樣的做法公私混淆，沒有分清楚私域和公域的區別。

對“微信辱罵被罰”進行價值評判的關鍵，就在于微信朋友圈到底是私人空間還是公共空間。美國社會學家雷?奧登伯格認為，在生活節奏緊張、匿名性強的現代社會，第一空間是家庭和生活空間，第二空間是工作場所，第三空間用來滿足人們對社交、娛樂、表達等需求。在第三空間里，人們的關系是自由平等的，沒有職場的上下等級意識，也沒有家庭里各種角色的束縛，可以把真正的自我釋放出來。

微信朋友圈可以讓人們真實地表達，并不意味著可以“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從表面上看，微信朋友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私人空間，“微信辱罵他人”等同于私底下的粗口；從本質上看，由于同一個人會被嵌入到不同的微信朋友圈，縱橫交錯的微信朋友圈構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他”的社會網絡，讓私人空間變成了公共空間。這一點，在微信募捐、投票等事情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劉某在微信朋友圈對交警進行語言傷害，經過朋友圈的網絡化傳播，已經讓私人的情緒表達公開化、公共化。當地交警部門發現劉某“微信辱罵交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劉某在微信朋友圈的“自說自話”，已經對他人造成了實質性的尊嚴侵犯和精神傷害。

公私關系并沒有絕對的界限，微信朋友圈“由私域變公域”生動地說明——不論是在虛擬世界還是現實生活中，堅守社會底線，既是對他人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呵護。那種任性的“想說就說”，還是少一些為好。（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