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杭州市西湖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了解到，日前該局作出處罰決定，對方林富炒貨店作出罰款20萬元的決定。處罰決定書顯示：“責令停止發布使用絕對化用語的廣告，并處罰款人民幣貳拾萬元。”據了解，因在自己炒貨店的店堂招牌、產品標價簽、商品介紹板、產品外包裝多處使用了“杭州最好”“中國最好”字樣，方林富炒貨店涉嫌違反《廣告法》相關規定，在今年春節前一度備受關注。（3月24日《浙江日報》）

一個最字，被罰款20萬元，這真正算得上“最重的罰款之一”了。當事人想不通，圍觀者也不忍，整個輿情都彌散著同情的味道。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你違反了法律，并且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那么受到處罰并不為過。法不容情才能體現公平，也才能最終確定法律的權威，達到以法管人、以法治事的目的。更何況，時下虛假廣告泛濫成災，消費者被誤導日久，采取高壓和嚴打的態勢，才符合公眾的要求，何以很多人對此并不買賬？當事人也對處罰也不服氣，還在考慮提起行政復議和訴訟為自己辯護。

其間原因，其實還是一個公平訴求的問題。表面上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炒貨店違反了廣告法的相關規定，理應受到法律的追究，更何況處罰本身還是取的“最低標準”，也算得上法內開恩，雖然受到褒揚但也不應被貶損，那么輿論的同情，算不算得上是一種濫情？透過現象看本質，同情之下其實是一種公平焦慮。一方面，法外不外乎人情，再嚴厲的處罰也應慮及違法的主客觀性，以及違法者的自身情況。一個小店的包裝宣傳，與各級電視媒體的宣傳，誰的影響和危害性更大，誰更應受到嚴厲的處罰，并非一個難以厘清的問題。雖然新《廣告法》被稱為史上最嚴，不過在實施過程中，顯然未能做到一致性。

從立法的初衷和本意來看，其目的在于以“傾家蕩產”的嚴苛，達到重典治亂象的目的。不過，若不能慮及對象的特殊性，就可能形成新的不公。20萬元對于一個小炒店來說，可能會成為壓垮其存亡的一根稻草，而對于營業額巨大而利潤相當可觀的大企業來說，這或許只能算得上九牛一毛，根本產生不了懲戒作用。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內做到“違法性與懲戒性相一致”，是實現法律公平的現實性要求。囿于現實之中，其間的彈性太大，自由裁量的權力太多，產生了大量的執法不公的現象。

另一方面，若沒有“違法必究”的常態化，并讓違法亂象得處理，那么就難免會讓人產生選擇性執法的誤解。其實，類似的行為何止凡幾，公眾早已對此深受其害，當廣告違法失去控制并泛濫成災，那么執法者就面臨著“法不責眾”的困局。其實，相比于如何讓法律更有牙齒而言，在如何落實與執行法律上，應更加不遺余力，否則厚此而薄彼，抓小而放大，不僅無以樹立法律的威嚴，更無以樹立法治的公信。時下，相比如何提高對違法懲戒性而言，提升公眾的法律信任度，才是最亟待解決的難題。

多項調查顯示，公眾對當前的法治滿意度并不高，對虛假廣告宣傳的違法行為的打擊，與公眾的要求和期待，還有不小的差距。同情“炒貨店被罰20萬”寓意公平訴求，此既要求在立法時要考慮到各種因素，避免“一棍子打死”，又要力爭做到違法必究，不放過任何一種違法行為，避免顧此失彼而導致不公。當然最重要的是，處罰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能形成路徑依賴，若不能做好宣傳和法律普及，避免無意識下的違法，法律更好公平實現變會成為空中樓閣。（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