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以經濟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重點是正確處理好市場、企業和政府的關系，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激發企業活力，加大更有效的制度供給，以實現經濟轉型的實質性突破。

服務業市場開放是結構性改革的“重頭戲”。

遲福林

從工業市場開放到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大趨勢。“十三五”，我國要形成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需要有序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另一方面，把握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關鍵是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

服務業市場開放滯后是市場化改革的“突出短板”，比如服務業市場化程度低、服務業對外開放的程度較低、服務型經濟水平低、服務價格高等。伴隨著服務業領域社會資本投資增速將超過工業、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中社會資本投資占比過半，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市場化改革的“最大紅利”，服務業市場開放將給社會資本帶來巨大的投資空間。

服務業市場開放牽動影響轉型發展全局。形成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形成有效投資；形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擴大服務供給能力；推進雙邊、多邊自由貿易進程，需要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并通過服務業市場的雙向開放，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就是說，落實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開展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行動”，關鍵在于盡快制定“十三五”服務業市場開放的行動計劃。

實現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大突破，需打破服務業市場的行政壟斷與市場壟斷，推動服務業領域國有資本的戰略性調整，全面推進壟斷行業競爭環節向社會資本開放；推進服務業市場的便利化改革，使社會資本成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主體力量；全面放開服務業市場價格，形成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快公共服務業市場開放；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的相關政策調整，實現服務業與工業用地、用電、用水等政策平等，通過盡快完成“營改增”、改革消費稅等，形成有利于服務業發展的稅制結構。

以優化企業發展環境為重點的結構性政策調整與結構性改革。

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改革的主角是企業和企業家。為解決經濟結構調整中企業、尤其是實體經濟的困難，十八屆五中全會要求“優化企業發展環境，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應當說，在當前經濟轉型的特定背景下，需要把優化企業發展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倡導企業家精神作為結構性改革優先解決的重大問題。

經濟轉型時期優化企業發展環境具有緊迫性。從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與經濟風險因素增多的情況看,未來1～2年，并不是大規模進行企業改革的最佳時期。在這種情況下，要努力尋求短期應對危機與中長期轉型相結合的有效路徑。例如：加快企業結構調整，優化企業的技術結構、產品結構和組織結構，促進企業轉型升級；加快發展新興企業，要以信息產業為重點，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發展適應企業轉型升級的新興產業；鼓勵引導企業兼并重組，對“僵尸企業”要建立差異化處置的甄別機制，對確實需要淘汰的企業，要逐步退出市場，以降低經濟社會風險。

重在優化企業轉型與改革的經濟社會環境。例如，全面實行負面清單制度，保證各類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保證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創新收益，提高企業創新的積極性。

“激發企業家精神，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和創新收益。”激發企業活力，首先是激發企業家精神。這就需要盡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創新型企業家的選拔機制、培養機制、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和創新收益，形成企業家健康成長的寬松環境。

以監管轉型為重點的簡政放權與結構性改革。

我國仍是一個轉型大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當前，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的是加大放權、減權的力度，需要的是進一步開放市場，激發市場活力，嚴防“把市場關進權力的籠子里”。

向企業“放權”要有新突破：“互聯網+”時代，實現企業自主登記注冊的技術條件和時機已經成熟，借鑒國際商事制度經驗，全面實施企業自主登記制度；適時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除政府投資之外，企業一般投資項目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將投資決策權還給企業；以公平競爭政策取代產業政策。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責之一是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除農業等特殊產業外，盡可能少用或不用產業政策干預企業的經營行為。

市場監管體制轉型要有新舉措。實現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嚴格分離，以保障市場監管機構的獨立性、權威性、專業性；調整優化市場監管的行政權力結構，在金融領域、消費領域、反壟斷領域，盡快建立統一的、綜合性市場監管機構；形成政府與社會協同的市場治理新格局，在強調政府市場監管主導作用的同時，積極引導各類市場主體自治，提升企業社會信用，促進市場主體自我約束，誠信經營，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自律作用、輿論和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逐步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生態環境，盡快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市場治理體系。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