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合法化還有多遠？

　　近日，《新京報》報道了一位高位截癱者祝江（化名）因生活絕望而雇人殺己的案例。正是因為“不能行動，連選擇死亡的權利也沒有”，因此祝江選擇以這樣極端的方式來跟世界告別。

　　雖然這只是個極端個例，但像祝江一樣，許多重癥患者由于不堪忍受病痛，希望可以“有尊嚴地”進行安樂死，但由于安樂死在我國尚未立法，所以他們并沒有這樣的權利。那么對祝江的行為在法律上該如何評價？安樂死為什么在我國不被接受？“祝江式難題”該如何破解？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相關專家。

　　“雇人殺己”行為應該如何評價

　　“在刑法上，該案中‘殺手’雖是應被害人要求幫助其自殺，仍涉嫌故意殺人罪；而祝江的行為應認定為自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說，雖然祝江有教唆他人故意殺人的行為，卻并不是故意殺人罪的教唆犯。因為故意殺人罪教唆犯殺害的對象應是他人，而不能是教唆犯自己。對于這種行為該如何認定和處罰，目前法律上并沒有作出相關規定。

　　“祝江的行為與憲法保護公民生命健康權的價值追求是相背離的。保護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雖是國家的責任，也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焦洪昌認為，“雖然對祝江進行處罰并沒有意義，但我們應當在法律上表明一種否定的態度，以示法律對人生命的尊重。”

　　安樂死的立法困境

　　記者經梳理資料發現，一般而言，實施安樂死有以下幾個條件：病人患有確定的絕癥；病人所承受的痛苦“無法忍受”；經過必要的程序，審查同意；需病人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經過慎重考慮；方法必須人道等。目前世界上只有荷蘭、比利時等極少數國家將安樂死合法化。在我國，雖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案組時常收到要求為安樂死立法的建議，但截至目前，官方文件中除了司法部公證司于１９８６年作出的《關于不宜辦理“安樂死”公證事項的復函》之外，我國尚未針對安樂死進行立法。

　　“這是因為我國對安樂死立法的時機尚未成熟。”焦洪昌說，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從立法技術層面上來說，要保證立法的安穩性，就必須遵從科學立法的原則，在立法之前必須把握事物的發展規律，認清事物的本質。對于安樂死，我們有很多地方尚未形成定論，如人是否有死的權利、生命尊嚴與生命權利孰輕孰重等。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倉促立法，不僅會影響法的穩定性，甚至可能影響社會安定。

　　“我國大部分民眾對生命尊嚴還沒有足夠高的認識，對活著與活著的尊嚴在法律上的聯系可能不能充分理解，這也是安樂死在我國不被接受的原因之一。”焦洪昌說，另外，在醫學倫理上，醫生對病人實施安樂死，雖然是應病人的要求，但與其“救死扶傷”的天職是相沖突的。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認為：“在社會學上，安樂死是一個古老且復雜的問題，它涉及法律、醫學、倫理、道德等許多方面。目前，安樂死分為主動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人是否有死的權利，‘不治之癥’也是一個動態概念，可能今天尚不能治愈，明天醫學取得突破，就可以治愈。另外，如果盲目將安樂死合法化，也可能造成安樂死的濫用，成為謀殺的一種方式。”

　　“確實是這樣。”阮齊林也持同樣的觀點，“我國的醫療和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如果將安樂死合法化，可能會出現老人由于經濟壓力、不想給兒女造成負擔，或者兒女為擺脫老人尋醫治病的壓力，而申請安樂死的情況。在這樣的狀況下，病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勉強去選擇死亡。一旦安樂死被濫用，后果不堪設想。”

　　焦洪昌認為，對安樂死的立法還涉及到“生命權利”與“生命尊嚴”不同立法價值觀之間的沖突。“雖然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理論與實踐尚未成熟之前，我們不能盲目選擇，這也是科學立法的要求。”

　　“但安樂死在我國不會是永遠的‘禁區’。隨著社會文明程度進一步提高，如果有了充足的醫療保障，沒有了治療壓力和照料負擔，人們就會把‘死得有尊嚴’提到更高的程度。到時再加上制度的保證，安樂死應該會被民眾所接受，也會上升為法律意志。”阮齊林說。

　　焦洪昌也認為：“當有尊嚴地活著成為社會共識，安樂死合法化是大勢所趨，但這將是一個漫長而慎重的過程。”

　　怎樣破解“祝江式難題”

　　“當下我國缺乏相應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和制度支撐，很難從根本上破解這樣的困境。我們只能通過加強病人的心理疏導，從發展臨終關懷服務體系等方面入手。”阮齊林說。

　　焦洪昌認為，“在物質上，國家和社會應當進一步發展社會保障事業，例如針對一些罕見病癥，國家是否可以提供必要的藥品和醫療條件；另外，還要加強心理疏導，引導病人坦然面對，增強他們求生的勇氣和信心。”

　　周孝正則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還必須從法律上對安樂死進行規定，而且立法之前必須進行公開聽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