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紫砂作為民間工藝，作品上并不留有作者名款，南京出土的嘉靖年間司禮太監吳經墓中的紫砂提梁壺就無名款。

到供春制作樹癭壺時，由於供春是生活在文人圈中的書僮，因而受到文人書畫作品上落款的影響，而在樹癭壺把側的壺身上用尖頭工具劃下了“供春”兩字。這是紫砂壺上落款的雛形。

到了時大彬時代，由於文人的直接介入，開始在壺底鐫刻“庚戊冬日時大彬制”這種帶甲子年款的欵識。

到了陳鳴遠時代，壺底刻款與印章款同時出現，之後漸漸只用印章而不刻欵了，一般是在壺底用姓名全稱章，蓋內用略小的不帶姓的名章，到乾嘉年間陳曼生參與壺藝之後，壺上的欵識就不僅僅是壺工個人的了，如曼生壺的底部是鈐“阿曼陀室”、“曼陀花館”這樣的陳曼生書齋名，壺把稍下及蓋內鈐壺工楊彭年名，壺身上鐫刻書畫裝飾又要落上捉刀握筆的書畫家名。也有個別壺工在子口（內墻）上及內底里留有印記的。此外在壺底部也有定壺人的印記及“大清乾隆年制”的年款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