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知名制片人方勵為電影《百鳥朝鳳》“跪求排片”引發輿論嘩然，也令不少電影人感慨萬千。筆者以為，在這個事件中，應該把觀眾對電影的口碑和跪求事件分開討論，更不要繼續對“跪求票房”加以嘲笑和諷刺，以免遮蔽了電影的真實意義。倒是院線所把持的強勢話語和絕對裁判權，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和反思。

《百鳥朝鳳》的敘事并不復雜，它講述了一種綿延千年的文化和時代傳習的匠藝，伴隨著它所捍衛的禮儀習俗在中西方文化交匯的歷史漩渦中驟然土崩瓦解，由此帶來了嗩吶樂師個體命運和價值觀念的急劇變化，并由此引出對中國人群體性文化信仰背叛的反思。在筆者看來，這種群體性無意識對包括嗩吶在內的文化信仰的背叛，在中國社會是一種潛在的、普遍的、無聲無息的歷史性蛻變。

然而，一位寄寓深邃主旨的嚴肅電影遭到冷遇，一位堅守傳統敘事的導演離世，繼而因為“跪求”事件的觸發，在極短的時間內由觀眾的好評而推動了票房的逆轉，一時間各種不同的聲音紛紛介入。有人說它“老套”，有人說“用下跪來炒作”，有人說“這種電影不要走大電影的路子”，有人說“不要因尊重逝者而過高推崇一部電影”，由此導致了一場文化觀念和價值訴求的較量和博弈。

其實，不斷升溫的紛爭，從某種意義上完全脫離了電影本身所要探討的關鍵問題，甚至把這部電影真正的當代意義和至關重要的悲劇意義給遮蔽了。我們不妨思考，為什么《百鳥朝鳳》試圖挽回一些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尊心也變得格外困難？為什么電影拍攝完成兩年之后才有機會首映？為什么我們的院線不給這樣的電影排片？從它誕生到首映的兩年間，遭遇了電影節的冷遇、電影人的集體淡漠，這難道不是另外一重意義上對人文電影的疏離和背叛？

“跪求”和電影的好壞沒有必然聯系。“跪求”之前，吳天明的電影已經拍出，但學界和院線集體性先驗的論斷，宣判了這部電影的死刑。兩年的擱置，“跪求”只是以極端方式贏得了一次讓電影在觀眾中發酵的機會。如果不是以這種方式，《百鳥朝鳳》能以一種平等的方式躋身院線嗎？這是對院線主導的話語體系和價值觀的個體性反抗。“跪求”是無法讓一部劣質電影在幾周內迅速累積口碑的，“跪求”只是以一種極端無奈的、非理性的方式為一部優秀的電影去爭取面對觀眾的可能性。這一事件的可悲不在于“跪求者的卑微姿態”，而是“審判者的冷酷面目”。

《百鳥朝鳳》票房的逆轉雖然與“跪求”事件有關，但最終打動觀眾的還是電影本身。在北大百年講堂，演出前半程觀眾會意的笑聲多達50多次，到了電影后半程，觀眾中有不少老人和孩子一直在流淚。老人和孩子是最質樸的觀眾，他們不會撒謊和作秀。筆者深感，如果一部電影能夠在世道人心中贏得共鳴，讓人們獲得真摯而又高尚的體驗和精神世界的凈化，是一個電影人莫大的幸福。

21世紀賦予中國電影人的使命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和美學精神。中國電影如何贏得世界的尊重？還需從中國民族文化和藝術中汲取養分，以形成自己獨特的創作體系、美學話語。從這個層面來看，作為一部具有民族精神追求和文化擔當的電影，《百鳥朝鳳》應該在這個時代被嚴肅地追認，并確證它的當代意義。但愿這部電影能打開一個豁口，透進來一股獨立的人文精神，吹起滋養電影文化品格的長風。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