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動力流動頻密的當下，維權工人、欠薪企業所在地政府間的交涉和據法博弈，應成常態，而不應被視作“法外路徑”。

連日來，陜西嵐皋縣政府幫180余名當地農民工跨省討薪事件，持續引發熱議。討薪事件中對陣格局由“民工VS礦企”升級為“政府VS政府”，頗為罕見，也成了事件的重要看點。最新進展是，昨日凌晨，礦企所在地的河北青龍縣政府作出回應，稱嵐皋縣政府工作組反映的問題與青龍縣掌握的情況有相當大的出入。

就眼下看，該事件牽涉的事實部分涵蓋好幾塊，包括涉事礦企是否欠薪，民工“討薪”手段是否合法。光是拖欠款問題上，幾方說法就在“打架”，孰是孰非仍待考證。但復盤事件發酵始終，頗堪尋味。

據報道，陳守延等嵐皋縣籍農民工在青龍縣務工被欠薪，自2015年4月起，陳守延等人多方反映訴求，11月陳守延等人在向青龍縣政府表達訴求時被刑拘，此后多人被青龍縣法院判刑。嵐皋縣委縣政府得知該消息后，成立工作組，從2015年12月起四次赴青龍縣，但幾度被擋在門外。最終替農民工討薪半年未果。

一縣政府到另一縣，想協商本縣農民工討薪問題，卻屢吃閉門羹，這堪稱奇聞。對于嵐皋縣派工作組跨省幫討薪做法，輿論場仍存有爭議：很多人為之點贊，但有人認為，政府幫討薪，其情可恤，但仍是“信公文”而非“信法”，并不值得鼓勵。

民工被欠薪，維權的路徑依賴或許是靠勞動監管部門依法仲裁，或法院依法審理。該事件中，嵐皋縣政府出面幫本地農民工討薪，看似搞“地方保護”，實則家鄉政府作為勞動力輸出地履行權利救濟義務：在接到求助后，其以“娘家人”身份為本地農民工維權，合乎情；而所謂干預，更多的是出面溝通，組織法律資源協助（包括帶民工出庭作證），而非行政施壓或干預司法，這并未逾矩。

嵐皋縣官方還曾致函秦皇島市政法委，請其“加強對該案的監督，確保公平、依法處理”。慮及發函內容和行政級別，這難言干預司法活動，而是正常的政府之間監督。

本質上，這是在法治框架下尋找“公對公”的問題解決模式，它不是將民工討薪導向非法治軌道，而是在民工法律意識或資源匱乏、維權渠道逼仄下的“協助性救濟”，以免他們失去最后的自救機會。對人口流出地政府而言，積極為轄地民眾維護權益，也是責任擔當。這種“撐腰”，只要遵循了法治制度規則，就應被認可。

誠然，縣政府替民工跨省討薪，此前幾乎聞所未聞，但這也是難得的社會治理探索。在勞動力流動頻密的當下，維權工人、欠薪企業所在地政府間的協調交涉和據法博弈，也該成常態，將其視作“法外路徑”，反倒是誤讀。長期以來，民工討薪時，總是依托“老鄉”關系抱團，但其依舊乏力卻容易走向歧路，而一旦有了地方政府法律援助等方式介入，或許有些因討薪衍生的極端事件也能避免。

考慮到被欠薪農民工常來自多個地方，靠單個基層地方政府臨時出面，自然也不現實。基于此，在民工欠薪事件多發的當下，勞務輸出大省可將工會維權保障觸角延伸到外出務工人員身上，并鼓勵其形成自治互助模式，也與流入地政府、企業建立制度化聯系。對流入地而言，則要落實欠薪事件上的監管責任——今年1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就明確，要“落實屬地監管責任”，強調“對監管責任不落實、組織工作不到位的，要嚴格責任追究”。

說白了，勞動力流動時代，家鄉政府幫民工討薪多多益善，也應成為解決討薪等問題的常規路徑，而非某種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