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在溫州經營小加工店的葉秉鋒與楊云芬夫婦，2014年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按當時計生政策這屬于“超生”。一年后，夫妻倆先后收到兩份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一份來自楊云芬的老家四川安岳縣，一份來自葉秉鋒老家浙江開化縣，前一份為51660元，后一份為84700元。

今年4月，他們在四川繳了社會撫養費15000元后，四川的“罰單”被撤了，但浙江方面卻并不認可，要求葉氏夫婦補繳社會撫養費。

雖然社會撫養費從開始征收至今已有14年了，中央全面放開二孩也已快一年了，但跨省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機制卻一直沒理順，讓很多夫婦“受傷”。

首先，各地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不一，存在“套利”問題。以本案為例，這對夫婦涉及兩個戶籍地，四川要征51660元（按當地“實際操作”只要繳1萬多元），而浙江要84700元。兩份社會撫養費之間相差挺大。

現行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是以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計征的參考基本標準。浙江開化生活水平比四川安岳確實要高出一大截。這就等于有了個“套利空間”。經濟發達地區的計生部門希望由自己來征收，但被征收者的想法可能完全相反，這給雙方矛盾留下了導火線。

其次，征收社會撫養費各地各自為政，甚至存在“搶征收”的問題。《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由生育當事人的現居住地或戶籍所在地政府部門征收；兩地政府誰先“發現”誰就有權罰。“高高的樹上結檳榔，誰先爬上誰先嘗”，一些地方的計生部門為“搶單”，“吃相”頗為難看。

葉氏夫婦已在四川繳納了社會撫養費，浙江當地卻不依不饒，認為自己才有征收權。在A省繳納了社會撫養費，B省卻不認可，這有違行政法上基本的“一事不兩罰”原則——公民一個違法行為，只能接受一個處罰，不能接受兩個以上處罰。盡管社會撫養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罰款”，卻可參照該原則。明明是征收機制不明確，各省的征收主體在“神仙打架”，卻讓公民吃了虧，這不應該。

在“一事不兩罰”的法理之外，《立法法》規定的“有利追溯”原則也不應被忽視。《立法法》第93條規定：法律、法規不溯及既往，“但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別規定除外”。葉氏夫婦生育二孩時，的確違反當時的計生規定，但目前中央已全面放開二孩，他們生育二孩已經不具有違法性的基礎。在此大背景下，再對他們從重征收社會撫養費，不是“嚴格執法”，而是不愿放棄部門利益。

談社會撫養費，不應該忘記其征收初衷，那就是對超生兒童所占社會資源進行補償。但現在國家的人口政策已悄然發生變化，社會撫養費與計生部門利益高度捆綁的狀況也應改變。即便非要征收，依照新《計生法》“夫妻雙方戶籍所在地關于再生育子女的規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當事人的原則適用”，也該允許當事夫妻選擇繳社會撫養費中更便宜的那一筆。至于“跨省不認賬”情況，顯然不應再出現。

□徐明軒（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