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時代，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主播，只需要一部手機，就可以把自己所看到的場景與別人分享。這是一種新的觀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種新的權力再分配。

上個周末，我通過直播觀看了詩人翟永明在北京的詩歌朗誦會。幾位嘉賓以及翟永明本人的朗誦都很好，但是，現場另外三個人讓人印象更為深刻：那位穿短褲的主持人，他的形象與略微嚴肅的詩歌朗誦有點不搭；那個負責彈古箏伴奏的美女，她不是每一首都伴奏，偶爾不聲不響上臺彈一會兒，沒說過一句話；還有一位路人甲，不知為什么在畫面的左方出現了幾次，但只是一個側影。

在我看來，這幾個人構成了這場直播的核心。這并不是說這是經過精心安排的，相反，這明顯沒有任何安排，而這才是如今流行的直播的核心。通過直播觀看的詩歌朗誦會，并不等于真正的現場。我相信，那些在現場的人，可能更為詩歌本身所吸引，而通過直播得到的則是一個獨特的場景，平常不重要的細節，在直播中可能會被賦予新的意義。

連詩歌朗誦都有人直播了，而且觀看的人也頗為不少，這足夠說明，直播的新時代已經來臨。直播是對傳統的一種顛覆，任何一件看似平常的事件，通過網絡直播都可能找到它潛在的觀眾。傳統的電視直播是一種傳播權力的象征，電視臺決定直播什么，采用什么樣的角度直播。而網絡直播時代，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主播，只需要一部手機，就可以把自己所看到的場景與別人分享。這是一種新的觀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種新的權力再分配。

最明顯的，就是“主播”這個詞，意義被完全顛覆了。當一個95后小孩談起“主播”的時候，他說的可能是任何網絡紅人，而不可能再是白巖松和張泉靈。“主播”中的“主”，意味著人人都可以做主，而不再是機構的代言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直播中鏡頭所對準的方向也注定會發生變革，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媒體機構的選擇和判斷。

很多人對直播吃飯和睡覺這些無聊的內容感到奇怪，但這正是網絡直播的魅力所在。如果說過去的娛樂，是賦予普通人以神秘化，把一個人“包裝”為明星，在互聯網直播時代，則是一個相反的方向：對明星進行祛魅，展示他或她普通人的一面，更有可能贏得更多觀眾。在主播和用戶之間，建立了新的聯系。電視時代的觀眾，只能用遙控器來換頻道，你只能影響自己家的電視屏幕。而網絡時代的觀眾，則可以通過打賞和送禮物的方式，獲得一種主體性。

王思聰是一個聰明人，雖然公眾很鄙夷他的審美品位，但是他其實是非常懂網紅經濟學的。最近，他花錢請來一群韓國美女主播，效果立竿見影。韓國有成熟的娛樂工業，那些沒能成為明星的女孩，缺的不是才藝，而是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大舞臺。這些美女主播，就和中超賽場上請來的巴西球星一樣，競爭優勢是非常明顯的。

我不贊成有些媒體使用的“入侵”這個詞。韓國女主播不是“入侵中國”，而是中國的直播市場，將吞噬韓國女主播，在不久的將來，或許也將改變韓國的娛樂業。韓國的造星機制，或許不久之后就將加入一些討好中國觀眾的技能。媒體采訪韓國女主播許允美，她大談唱中國歌對她的幫助，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張豐（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