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政協“國際科技合作與大科學計劃”雙周協商座談會召開前10天,國務院正式印發了《“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

規劃明確了“十三五”時期科技創新的總體思路、發展目標、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提出要“積極提出并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從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到“十三五”規劃,“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這樣的關鍵詞頻繁出現在各種解讀之中。我國提出實施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被認為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而作出的戰略性、基礎性和前瞻性的任務部署,是增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重要舉措。

然而對于普通公眾而言,“大科學計劃”“大科學工程”這樣“高大上”的詞條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科學和大科學計劃的概念出現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意味著投資強度大、設備大、研究目標大、科研團隊大。根據其特點,大科學研究通常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需要巨額投資建造、運行和維護的大型研究設施的大科學研究,即依托“大科學裝置”的研究,其建造過程由于具有工程的特點又被稱為“大科學工程”,最典型的就是國際空間站計劃;第二類是需要跨學科合作的大規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學研究項目,通常是圍繞一個總體研究目標,由眾多科學家有組織、有分工、有協作、相對分散開展研究,如人類基因組研究等。

由此可見,大科學計劃是解決重大關鍵性科學技術難題和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瓶頸性問題,乃至實現科技跨越式發展、催生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提升國家整體科技產業基礎的有效途徑。全國政協今年年初將“國際科技合作與大科學計劃”列為雙周協商座談會議題之一。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和致公黨中央進行了實地調研和座談研討,開展了長達半年多周密深入的籌備組織工作。18日,十幾位全國政協委員、科技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科研單位的負責同志齊聚一堂,共謀我國國際科技合作在跟蹤、并跑和領跑的新階段中,以科技力量帶動各項事業的發展。

從“不缺席”到“牽頭組織”

從微觀粒子到宇宙射線,科學似乎總與神秘和未知相關,科學研究就是用各種手段最大限度地探求這種未知。然后讓更多的未知變為已知,再用這些已知為人類服務。這,也許是科學最樸素的道理。

“中國散裂中子源項目建設周期6年半,總投資約22億元。建成后將成為我國最大的大科學裝置,和美國散裂中子源、日本散裂中子源、英國散裂中子源一起,構成世界四大脈沖式散裂中子源,將為我國生命科學、新材料科學、新型核能開發等提供先進、強大的科研平臺。”5月25日,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調研組到達廣東省東莞市大朗鎮,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長、東莞分部主任陳元柏的這番介紹,說的是我國“十一五”期間重點建設的十二大科學裝置之首—————中國散裂中子源(CSNS)項目。

其實,CSNS只是調研組近距離接觸的大科學裝置之一,委員們走訪國家重點實驗室、考察重點大科學裝置、了解我國科技發展的最尖端信息,看似靜默的科技力量無處不在地彰顯著“強健的臂膀”。

全國政協常委、科技部原副部長程津培院士很清楚,歐美等發達國家從各自發展的戰略需求出發,早在上世紀50年代起,就把國際大科學工程當做國家之間科技競爭與合作、以至政治博弈的重要舞臺,占據著先發優勢。“我國在這一領域雖起步較晚,但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綜合國力、科技創新能力的大幅提升,可以看到我們的國際科技合作的廣度深度正在不斷推進。”

如果將時間倒回10年前,對于國際大科學計劃,當時有國內媒體用“力爭不缺席”來形容中國的參與情況。而10年后的今天,“十三五”規劃綱要則明確提出要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工程。從“不缺席”到“牽頭組織”,這是黨中央審時度勢,對科技創新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在諸多委員看來,我國科技創新正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著差距進一步拉大的風險。開展“以我為主”的國際科技合作和大科學計劃,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創新驅動的經濟社會發展大勢作出前瞻性布局,不僅是打造我國重大科技原創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搶占全球創新版圖中優勢區位、提升我國在創新發展領域的影響力及話語權的重要途徑。

所謂知易行難,為了摸清我國開展主導性國際科技合作和大科學計劃的現狀和問題,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早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即和致公黨中央建立聯動機制,對調研等籌備工作進行統籌謀劃。

兩會剛一結束,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組織專題調研組分別赴山東、安徽、廣東、貴州和北京進行實地調研,聽取各方面意見建議。期間,針對調研情況,教科文衛體委員會還邀請科技部、中科院、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部委和科研院所為委員們介紹國際科技合作和大科學計劃的情況,并召開各種座談會對相關問題進行溝通協商。

在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現場,如此多各領域資深科學家同時聚到一起并不多見,他們都是為著“國際科技合作與大科學計劃”而來,就自己多年國際科技合作經歷中的各種滋味暢所欲言,直抒胸臆,呈現了一場“大科

學”思想的“盛宴”。

好的合作項目需要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

為了18日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副所長萬寶年,放下手頭繁重的科研工作,專門從合肥趕到北京。

“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的英文簡稱是ITER,該計劃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國際科技合作項目。”萬寶年說,我國是2003年加入該計劃,目前中方團隊研發的部件100%實現國產化,質量100%滿足要求,進度和穩定性在七方中位居前列。

話鋒一轉,萬寶年的重點并非在這些成績上。盡管我國在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上取得一定成績,但也暴露了不少問題,“在國際合作大科學計劃方面還缺乏國家層面的統籌,在外交、法律、財務、人事等方面的政策不配套。”

這些話直接說到了程津培的心坎里,調研中他也一直在強調,積極穩健推進以我為主的國際科技合作和大科學計劃要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規劃。“建立科技部、發改委、財政部、教育部、中科院等相關部門共同議事機制。研究制定由我牽頭和以我為主要成員國的國際大科學合作中長期規劃,體現國家戰略需求,推動前瞻性基礎研究、戰略型高技術研究。”

萬寶年所介紹的國際熱核實驗堆項目,確實是一個由我方參與的進展順利的國際科技合作項目,也在國際上為“中國科技”贏得了聲譽。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潘云鶴院士認為,要成功主導國際科技合作,關鍵是要能多提出一些好的合作項目。

“所謂好的項目,我認為應該屬于我國發展的重要需求,具備在我國實施的優勢或潛在優勢,能實現合作各方共贏,具備科技探索的前沿性。”潘云鶴四句話描畫出他心中的“好項目”。

跟潘云鶴一樣,或許每個委員心中都有一個“好項目”的藍圖。也有委員認為中國主導的國際科技合作項目最好具有“中國特色”,比如中醫藥和高鐵等領域的合作項目,既可以主動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又能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科學地位。

“影響我國開展國際性科技合作的因素很多,缺乏能夠組織和引領開展合作項目的綜合性和交叉性科研平臺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全國政協常委、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王梅祥多年來一直為國家實驗室建設鼓與呼,回顧“人類基因組計劃”,著名的美國Whitehead研究所,英國Sanger中心等均發揮了引領性作用。他建議,要積極推進建設國家實驗室這樣的綜合性和交叉性科研平臺,從根本上提升我國開展國際科研合作的水平。

亟待高水平科研平臺發揮作用的還有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原校長饒子和院士,他還有一個身份是“國際純粹與應用生物物理聯盟主席”。

盡管我國在生命科學領域已有人工胰島素和青蒿素這樣的矚目成就,但饒子和仍深感我國在生命科學合作領域國際話語權不足,“希望可以通過中科院、工程院等‘國家智囊’進行咨詢調研,頂層設計重點方向,專項支持我國科學家領導大型國際合作項目,主導形成國際學科聯盟,集中力量辦大事。”

平臺重要性毋庸置疑,與此同時,委員們還建議,要合理規劃大科學裝置建設,形成大科學裝置的集群效應。提供和分享大協作與共享的科學研究平臺,避免不必要的重復浪費。

期待建立更多的支持機制

如果說選項目是一個方向性、系統性、全局性問題。那么一個項目的順利運行,則需要更多支持機制。

“‘以我為主’的國際合作大科學計劃的支持渠道還沒有建立,國家要更加注重完善投入機制。建議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設立相關的重點專項。”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副所長潘鋒表示,一般的國際科技合作項目耗資巨大,不是一個國家所能單獨承受。建立能夠滿足以我為主國際合作大科學計劃的支持渠道勢在必行。

相比資金,眼前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潘建偉院士著急的是技術引進的問題。

“某些戰略性領域,由于各國政策的不同,一些國外的先進技術難以引進到國內。”潘建偉說起了自己研究團隊的一件“小事”:原本團隊曾試圖采購德國一家公司的超導量子器件,但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實現。最終只能與奧地利科學院達成協議,建立中歐量子信息聯合研究中心,通過奧地利這一非北約國家,解決若干關鍵器件和技術引進到我國的問題。

細節決定成敗,潘建偉建議國家能在國際合作的大科學計劃上采取更加靈活的支持機制。“在國際大科學計劃的框架下,根據具體情況允許在海外建立聯合研究中心,便于及時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立專門的出國人員經費資助機制,必要時允許我方的儀器設備帶到國外開展工作等。”

談發展,離不開人才。國際科技合作需要的高端人才的培養,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武向平院士九百多字的發言,談了兩個問題,其一就是大科學裝置建設和科學隊伍建設的脫節問題。

“大科學裝置從立項到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經歷數十年。在工程實施期間,經費和人員都圍繞具體工程配置,而驅動其后的宏偉科學目標和未來使用大科學裝置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才隊伍建設往往被淡化。”武向平說,結果數十年后的大科學裝置建設竣工了,卻并沒有培養出使用大科學裝置立即開展科學研究的人才隊伍。“大科學研究要切忌浮躁心理,不要一味追求設備最大,人才建設一定要與之同步。”

近年來,在科研領域,除了注重本國人才的培養,我國還不斷加大對海外人才的引進,如何使他們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全國政協常委、致公黨中央常務副主席蔣作君提出,要對現有海外人才引進政策整合規范,制定全國性的、專門的海外人才引進法律法規,且不斷優化外國專家的生活工作條件和環境。

北京市政協常委、北京市中關村知識產權戰略研究院院長馬一德提出了知識產權流失嚴重、轉化、運用能力低等問題,這也正是國際科技合作中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國際科技合作中,成果歸屬、轉讓、實施、收益都集中體現為知識產權問題,必須增強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馬一德表示,知識產權保護要在國際科技合作和大科學計劃啟動時,同步規劃,并且要增強知識產權證據積累意識,加大對產品、技術、標準等基礎性專利的保護,預置前沿專利的布局。

國家未來發展需要后勁,科技力量理應得到更大重視。委員們提出,要主導引領國際科技合作和大科學計劃,既不能頭腦發熱一哄而上,也不能瞻前顧后裹足不前。《“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做出要“積極提出并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的重大決定是號角,也是目標,如何實現,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