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利率本質上是量化寬松的一種延續，就歐洲和日本而言，實施負利率的初衷在于刺激銀行信貸和提升通脹預期；相比之下，丹麥和瑞典當初實施負利率主要是為了緩解資本流入和本幣升值的壓力。不過，從基本面來看，負利率實際上來自于實體經濟投資回報水平的下滑，這也顯示出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增長缺乏增長點的一個現實挑戰。

市場對于負利率的見解莫衷一是，其關注的焦點往往在于該政策對于實體經濟運行的影響究竟幾何，對于現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又會有何沖擊。

從微觀層面來看，負利率對依賴傳統定價模型的金融機構造成了威脅，這類似于“電腦千年蟲問題”，傳統定價模型中不包含負利率這個變量，因而這些模型不能正確發揮定價的功能，這勢必影響到這些金融機構的正常運轉。此外，由于存款利率尚被隔離在負利率之外，該政策對于個人儲戶目前的影響并不顯著，但也出現了日本民眾囤積現金的現象。負利率對于民眾心理預期的影響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就行業層面而言，首當其沖的是銀行業。商業銀行是負利率政策實施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負利率縮小了商業銀行的利差，而銀行迫于同業競爭的壓力往往又不敢將這種賦稅轉嫁給消費者。以歐洲為例，2015年第四季度歐洲大型銀行的財報顯示，15家大銀行中虧損的有6家，利潤下降的有9家，而2016年以來這些銀行的股價悉數下跌，跌幅遠大于同期歐洲主要股指的跌幅。究其原因，負利率造成的銀行盈利水平下降難辭其咎。

負利率對全球資產配置行業也有影響，其中債券市場尤甚。這表現為債券收益波動率加大，收益率曲線下滑，近期歐洲多國的國債收益率均下跌至歷史新低，負收益率債券頻繁出現。

從實施負利率政策的各國來看，其政策初衷不盡相同，政策效果和影響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無一例外地都對該政策比較自信。歐元區的負利率政策推行時間較久，其對于銀行信貸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債務壓力，但通脹率提升效果不盡人意；日本實行三級利率體系，基準利率仍然為正，負利率更像是日本央行對外表露其將繼續寬松貨幣政策的決心。同時日本通脹預期依然較弱，日元匯率不降反升，甚至在脫歐事件中成為炙手可熱的避險貨幣，這都與日本央行政策推行的初衷背道而馳。

歐元區和日本的經濟狀況有其共性，通脹率低下、經濟增長緩慢更多是結構性問題所致，如人口老齡化、消費需求不足等，這就呼吁更深層次結構性改革的推行，實施政策組合來為經濟注入活力，單純依靠貨幣政策似乎推動力還不夠。

就中國而言，實際上從2015年10月央行下調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至1.5%之后，當月的實際通脹率為1.6%，中國就可以說進入了實際負利率的時代。目前離名義負利率政策還有較遠的一段距離，但在當前全球低利率的大背景下，也需要加快推行供給側的相關改革，尋找新的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同時也需要關注一些經濟體實行負利率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會給中國帶來外部溢出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