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該說是我們國家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重大舉措。”韓曉武委員說，我國古代就有“自首制度”，后來又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都涉及到認罪認罰從寬的問題。被告人認罪認罰可以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在目前人案矛盾日益突出的情況下，能夠有效地實現程序分流，優化配置司法資源。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周光權認為，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能夠定罪的案件都是證據很充分，被告人本人也承認的情形，這樣有助于實現刑罰正義，也有助于被告人回歸社會。

“從長遠來說，應當修改相應的法律，健全具體的運行程序，完善證據制度、辯護制度、量刑規則、監督制度等，做好配套性保障。”韓曉武說。

認罪認罰從寬，但不應是“無邊”的從寬。為此，部分常委會組成人員建議要對政策的邊界予以明確。

“應該對從寬的尺度、底線有規定。自由裁量權過大，有可能出現‘權權交易、權錢交易’，甚至出現腐敗的問題。”方新委員提出，要進一步明確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范圍和條件。

劉德培委員也表示，如果“從寬”政策不把握好度，有可能出現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輕，得不到有效懲戒，甚至出現“二進宮”和“多進宮”的現象。

全國人大代表張蘋英就此建議，對于從快從寬處理的案件要建立有效登記和追蹤機制，一方面對犯罪嫌疑人產生震懾力，同時也對辦案人員起到強化責任的作用。

李連寧委員則建議，開展試點工作，要注意避免辦案體系從重證據轉到重口供的導向上去，“當事人認罪了，也認罰了，辦案人員就不再盡心盡力去查辦案件、收集證據，可能導致辦案的惰性。”

常委會組成人員同時表示，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還有助于轉變傳統的刑法觀念，從更深層次上推進我國的法制化進程。

“單純實施嚴苛的刑罰，從長期來看并不一定能夠達到控制及預防犯罪的效果；相反，從人道主義出發，根據犯罪嫌疑人主觀惡性的程度適用刑罰，反而可以更好地獲得矯正犯罪、控制犯罪、預防犯罪的效果。”韓曉武提出，應通過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來逐步轉變傳統的“重刑主義”和“刑罰報應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