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會召開在即，把脈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是重要議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8年以來，世界經濟一直喘息未定，陷入不進不退狀態；從中長期看，整體呈現弱勢增長趨勢。

世界經濟面臨“速度限制”

世界經濟增長面臨的“速度限制”日益明顯。受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世界經濟長期以來形成的4%穩定增長線再難企及，過往你追我趕、此起彼伏的增長態勢難以再現。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長期預測，未來很難再達到這個穩定線。

主要國家經濟普遍減速，同步下滑，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的“速度限制”更為明顯。2008年，發達國家陷入衰退，僅增1.0%，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長6.3%，遠超1997—2006年5.4%的均值。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最新預測發達經濟體2016年增速僅1.8%，低于1997—2006年2.8%的均值，美國作為目前唯一明確經濟復蘇的發達國家僅增2.2%，與1998年的3.8%相距甚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2016年增長4.1%，低于1997—2006年5.4%的均值。中印俄巴分別為6.6%、7.4%、-1.2%、-3.3%。

迄今，美國經濟增長率低于4%已長達16年；歐元區危機前增長率為2%，危機后跌下來至今難以恢復到過去的增長水平；日本自1992年跌入負增長以來，一直低于2%。2015年，IMF將2020年美國GDP的預估值從2012年預估值的基礎上下調6%，歐洲下調3%，新興市場國家下調10%。而與IMF2007年預估值相比，2015年美國實際GDP低了13%，歐洲則低了16%。

從世界經濟長周期的角度看，如果采用50年左右的長波劃分方法，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第五次長波期已經處于從上升到下降階段的過渡期，2007—2011年正好是第五次長波上升結束的拐點。以此視之，世界經濟增長節奏恰似從“快牛”到“慢牛”，再到“慢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將不容樂觀。

當前，雖然勢頭正起的技術創新和結構性改革通過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改善了各國民眾的生活水平，但無法與20世紀的標志性電力、內燃機等創新同日而語，作為新驅動力對經濟增長產生較大貢獻尚存不確定性，大多數觀點認為至少不否定世界經濟低速增長將成為常態。

發達國家轉嫁危機拖累全球

世界經濟疲不能興，根子還在于發達國家經濟出現了問題，且其慣于轉嫁危機，拖累、拖低全球增長。發達國家經濟“表不壯里也不壯”，增長數字不好看，實際上是“里子”出了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在美國首先爆發，不是偶然的。僅以美國中產階級群體規模不斷縮小為例，美國中等收入家庭定義為“收入是所有美國家庭收入中值的67%至200%的家庭”。在1971年到2015年的40多年間，美國中產階級的空心化一直在推進。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國人的比例已從1971年的61%降至2015年的49.4%。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對政府數據的分析顯示，截至2015年初，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成年人數量為1.208億人，而生活在更低和更高收入家庭的美國人的數量達1.213億人，這一重大轉變“可能標志著一個臨界點”。

經濟榮景不在，就會尋找替罪羊，發達國家內部矛盾明顯上升。日本《經濟學人》今年3月首次以“美國大失速”為專題發表系列文章，直接唱衰美國經濟；同樣，美國學者和輿論多數則認為“安倍經濟學”破產；英國“脫歐”直接引發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性爭論，沖擊效應正持續增大。

西方國家也普遍低估、錯估了國際金融危機的長期性影響，應對失誤、失靈、失信，致世界經濟復蘇遭遇“八年之困”，增長前景黯淡，可以說難脫其責，難辭其咎。

判斷失誤：8年來，美歐明顯低估了危機持續時間、影響范圍和深度以及危機形式變化的復雜性。金磚國家2009年尚未遭危機效應延宕沖擊，經濟仍呈增長之勢，受此鼓舞，美歐和國際金融機構紛紛認為金融危機將很快在兩到三年內就會平復，世界經濟將恢復強勁增長；美聯儲也一度認為首輪量寬就足以支撐美經濟回歸正常增長軌道。

手段失靈：作為危機策源地的美歐國家偏好短期應對手段，不斷施以慣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刺激，形成新的金融市場風險。美歐日倚重金融優勢，轉嫁危機盤剝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美式量寬雖然避免了重演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但本質上是金融“放水”向外轉嫁風險，顧忌自身“短痛”，卻引發世界“長痛”。一方面，美、歐、日濫發貨幣，由別國“兌現”“買單”，輕易攫取發展中國家經濟收益。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2009年以來美歐日等央行“創造”約12萬億美元資產，負面溢出效應突出。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壓低長期利率，吸收廉價資本，又通過熱錢等形式重新流入新興經濟體，引發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持續動蕩。

政府失信：危機后，美歐政府借金融救助，大力扶持壟斷資本集團，政府債務持續攀升，美喪失AAA主權信用評級，英法德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均趨于負面。金融危機引發貧富差距擴大，民眾對政府不滿顯著上升，美歐不僅“金融量寬”貽害世界，“民主量寬”也顯現惡果，中東先有“顏色革命”，近有較大規模難民潮，加之恐襲頻現，拖累世界經濟進入非周期性因素影響增大的高發期。

為盡快復蘇，主要發達國家頻繁推出刺激經濟的政策，常規、非常規的，一致、不一致的，同步、不同步的，幾乎試盡、用盡，但無一取得明顯的拉動效果，終致政府無力，民眾無感，前景不明，連帶新興經濟體增長從高位回落，世界經濟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因此，杭州G20峰會如何鼓舞信心、指明方向并拿出切實之策，無疑令全球矚目、期待。

作者：張運成（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光明日報》（ 2016年09月0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