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的最后一天，哈爾濱劉亞樓舊居、東北民主聯軍獨立團舊址等7處不可移動文物建筑遭拆除一事，終于有了處理結果：11名相關人員被問責，其中，分管文物保護和分管征收拆遷的負責人受到紀律處分，區長被責令公開道歉。

“損毀嚴重，不可恢復”，面對廢墟，國家文物局的斷語，令人痛心疾首。作為補救，當地已決定在原址實施復建，但不可移動文物一旦遭損毀，很多東西是恢復不過來的。抱憾憤慨之余，值得思考的東西還有很多。

被毀損的“劉亞樓舊居”等7處建筑，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期間被列入不可移動文物。盡管一直沒有定級，但并不意味著不受文物保護法保護。相反，正因為其定級和價值尚待確定，對其實施任何可能改變原狀的措施前，都應更加審慎。記者在現場一處散落瓦礫木梁和家具雜物的廢墟上看到，一塊紅色的“此地為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現場”通告牌甚是搶眼。據當地居民說，房子是6月25日拆的，牌子是7月6日插上的。形式的彌補，透著一股反諷的味道。實際上，這些文物多年無人過問，長期得不到修繕維護，棚改規劃也未標識文物。當地文物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雙城區認定的不可移動文物有140多處，但每年的修繕保護經費只有“萬八千元”，莫說維修，連巡視的經費都不夠。盡管這可能也是實情，但既已列入保護名錄，任何違反相關法律的做法，都難辭其咎。

文物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絕不是立塊牌子就萬事大吉。近年來，一些地方為了增強“歷史底蘊”，為城市涵養文韻雅調，只是徒增文物認定數量，“只管生，不管養”，勢必使不可移動文物該管的管不好，該守的守不住，甚至出現群眾反映的“房子扒了才知道自己住的是文物”的窘境。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強調事后追責，不如做好事前負責。

不可移動文物承載著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脈絡，加強保護固然是社會共識，但如何維護文物保護和民生保障之間的平衡，卻是一道難題。在這個案例中，已經被夷為平地的7處文物的周圍，是近5萬平方米遍布著危房的棚戶區。“這個大雜院原先有12戶居民，拆遷的時候還剩下8戶，房屋被拆改得早就面目全非了。開春化雪的時候，滿屋子到處漏水，墻要棍子支著，男人們每年都要在墻外再砌幾層墻。”今年67歲的暢淑珍這樣說起往事，她出生在被認定為“獨立團舊址”的院子。因為這起事件，棚改施工停工了，現場每天都圍著很多當地居民。對于260多戶居民而言，由于這一片區地理位置優越，這次棚改拆遷很可能是他們改善居住條件的唯一希望。

一邊是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要求，一邊是居民迫切改善居住環境的要求，如何取舍？考驗的是政府的智慧和責任擔當。實際上，一條可行的路徑就是找到文物保護與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之間的契合點。比如，北京市南鑼鼓巷等老四合院區域的保護，就不是紋絲不動地被動維持原狀，而是政府部門主動作為，遷出過度擁擠的部分居民，改善院內的衛生、取暖、供水等配套設施，不僅宜居，而且宜業，在留存了舊時風貌的同時，讓新的文化旅游產業在這里蓬勃發展。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對歷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樹立保護文物也是政績的科學理念”。在推動城鎮化進程中，敬畏法律，尊重歷史，力行保護，既留住城市的鄉愁，又化解居民的憂愁，才能使民族的文明基因在時代的血脈中汩汩流淌。（袁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