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了廣州《小學午休一席難求學生無奈上“黑托管”》，引起了多方關注。到底廣州全市持證的托管有多少家？記者通過廣州市工商局了解到，目前登記經營范圍為“學生托管”的企業及個體工商戶僅15家。而僅在一所學校附近1000米以內，就有提供托管服務的場所至少10家以上。需求量之大跟正規軍之少，何以如此懸殊？手續多、門檻高、利潤微、需求大是“黑托管”遍地開花的主要原因。（9月13日《南方都市報》）

學生托管的問題，是一項新的社會需求，也并不只是廣州存在。隨著都市小型家庭的增多，和學生作息規律的調整，無論是學生中午休息還是放學后的托管，都有著強大的社會需求。但現在所呈現的困境是，學校無力托管，社會雖衍生出了諸多的托管機構，但在資質和安全上又存在隱患。所以令不少家長和學生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按照一般的邏輯，既然有著如此強大的需求，只要降低市場的準入門檻，就不愁孩子沒有去處。但問題在于，孩子的托管無小事，制定嚴格的監管標準很有必要。然而，監管標準高了，一方面，很多小型的社會托管很難達標轉正，自然抑制了市場的供給，再說監管效率也是個問題；另一方面，高標準對應的只能是高成本，其給家長帶來的成本壓力，不可忽視。就此而言，簡單將托管的難題交給家長和市場，其實幾近于無解。

學校之所以無力承擔托管，主要是額外收費承擔托管之責缺乏明確的規定。但這并不意味著學校就完全對托管不必承擔任何責任，畢竟，托管也屬于義務教育階段所衍生出的問題。遵循著這一思路，其實托管的問題，或許就相對更好解決。比如，學校提供場地，由家長與財政部門共同購買服務的方式來辦托管。如此既可增加托管的質量，也可降低成本。事實上，近日湖北省所出臺的“托管意見”就采取的是這一思路。該意見規定，小學生課后在校托管服務遵循“家長自愿，校內實施，成本分擔，有效監管”的原則。小學生是否參加托管，由學生家長自愿選擇。學校要無償提供校園內教室等托管服務場所及后勤保障條件，對托管服務人員進行安全知識培訓和安全管理指導。當然，這一前提是學校應成立家長委員會，來對于托管的成本進行核算與監督。

相較于湖北這一規定要求的托管經費完全由家長承擔和必須在校內進行，更靈活的做法是，相關部門有必要采取適當的補貼，提升學校和社會辦托管的積極性。當一些符合要求的托管機構能夠享受到一定的補貼，在成本固定的條件下，自然會樂于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家長亦能減少成本。而除了學校之外，整合社區的資源同樣是不錯的選擇。較之于市場化的托管所，社區由于具備現成的組織框架和場地資源，無論是在監管和成本上都具有優勢。相關部門在進行機構協調和適當補貼的基礎上，完全可以挖掘社區在托管方面的資源。

說到底，托管難問題的產生，還是在于權責的厘清問題。家長、學校和教育部門，在托管問題上應該肩負起怎樣的責任，應該有制度予以明確。但不管怎樣，面對這一實際的公共需求，完全將托管的責任推給家長和市場來解決，或簡單取締一些不合格的“黑托管”，既不公平，也是“頭疼醫頭”的做法，未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可以說，當前托管所面臨的問題，最重要的并非是如何管理“黑托管”，而是大量的托管需求如何被高質量的滿足。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托管服務也需要一場供給側的改革，即充當恰當的方式，調動和激活已有的社會資源，從學校、教育部門到社區、社會組織等，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提供相對更安全的托管服務。（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