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型時期。與以往相比，轉型與改革的系統性、深刻性、復雜性明顯加大。我國仍然是一個轉型大國，并且進入經濟轉型新階段。判斷我國經濟形勢，需要客觀分析經濟轉型的歷史性趨勢與階段性特點。

遲福林

經濟轉型的新趨勢：產業結構正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預計到2020年，我國服務業占比有可能達到58%以上，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城鎮化結構正由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預計到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有可能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有望達到50%左右，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消費結構正由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預計到2020年，我國消費規模有可能由目前的32萬億元左右擴大到50萬億元左右，服務型消費比重有望穩步提升，消費貢獻率基本穩定在65%左右，基本形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開放結構正由貨物貿易為主向以服務貿易為重點轉型。預計到2020年，我國服務貿易規模有望超過1萬億美元，占貿易總額比重有可能達到或超過20%，初步形成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經濟轉型的新特點：增長與轉型高度融合，增長直接依賴于轉型。當前，大家對增長比較擔心，把“穩增長”看得比較重。增長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找準制約增長的因素。如果經濟轉型能夠取得突破，我國有條件在“十三五”實現6%～7%的年均經濟增長，在未來10年實現年均5%～6%的中速增長。我認為，這不僅是一個增長趨勢，而且這個增長是有質量的增長，是可持續的增長；經濟轉型牽動轉型發展全局。從現實情況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與治理轉型交織融合；經濟轉型與新一輪技術革命交織在一起，轉型的技術影響明顯增強。未來幾年，新的技術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以大、智、云、移、物為代表的技術創新將深刻改變傳統經濟形態并對我國經濟轉型帶來深遠影響；經濟轉型與國際經濟格局變化交織在一起，轉型的雙向影響明顯增強。

“十三五”經濟轉型正處于歷史關節點。隨著內外發展環境的變化，我國轉型升級面臨的時間空間約束日益增強。未來幾年是我國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經濟轉型的“最后窗口期”。那么，如何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經濟轉型面臨著系統性的結構性矛盾：核心表現在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適應，需求引導供給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比如，隨著消費結構向多樣化、高端化、服務化升級，原有的供給結構已嚴重不適應，產能過剩與供給不足的矛盾同時存在。面臨這樣的結構性矛盾，再用擴大投資的辦法去化解供需矛盾，不僅投資邊際效應和對增長的拉動效應將明顯遞減，而且會使經濟矛盾和問題后延，甚至會錯過化解風險的最佳時期。實踐說明，解決結構性矛盾，不僅需要結構調整，更需要結構性改革；不僅需要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更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需要把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轉型的重大選擇。

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推進經濟轉型為衡量標準：新階段的結構性改革，以結構性調整為重點任務，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導向，以制度創新為重大舉措，以釋放增長新動能為目標。在這方面，我認為還存在很多認識及行動不相適應的問題。當前“穩增長”的政策比較突出，某些地區推出有一定“穩增長”色彩的政策，但是對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的著力嚴重不夠。

結構性改革的突破，需要有新的思想解放：速度與結構。我國經濟轉型的突出矛盾是結構問題，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主要依賴于合理的產業結構。為此，要以轉型改革釋放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在保持經濟中速增長的同時，要更加重視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質量的提升；短期與中長期。解決短期問題，需要從經濟轉型入手，立足2020年這個中期化解短期，實現標本兼治；政策與體制。我認為，當前政府的“政策箱”中“穩增長”的政策工具比較多，轉型的工具比較少。未來幾年，政策調整與體制改革，要為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創造條件。例如，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運行成本比較高等突出問題；政府與市場。推進經濟轉型，政府的作用很重要，但市場的作用更重要。政府的作用要集中發揮在解放市場、釋放市場的活力上。比如，在產權保護上，政府作用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加快形成法治化的產權保護體系；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既要強化改革的頂層協調和頂層推動，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突破既得利益；也要鼓勵地方結合實際進行探索創新，充分發揮基層首創精神。

我國經濟轉型正處于關鍵時期，因此我們在進入經濟轉型新階段，要客觀把握經濟轉型的大趨勢、大機遇、大挑戰；要面對經濟轉型的嚴峻現實，要充分認識經濟轉型的長期性、系統性、深刻性、復雜性和艱巨性；要適應經濟轉型的大趨勢，要客觀判斷經濟轉型的挑戰主要落在供給側，實質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突破。

（本文根據作者在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共同主辦的2016井岡山高峰論壇上的發言整理，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