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名作曾鞏《局事帖》在嘉德春拍會上以2點07億成交，引發了諸多關注，也顯示了中國古代藝術品的文化魅力。而早在2009年第二次拍出上億天價賺足人們眼球時，《局事帖》便開始吸引學者研究涉帖相關問題，徐邦達先生《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劉琰之《曾鞏〈局事帖〉再考證》（《收藏家》2010年8期）、崔怡《忽忽三載悠悠千年：曾鞏〈局事多暇帖〉關鍵點再考》（《中國美術報》2016年3月21日）等對《局事帖》所涉及的內容、性質、字體、作者生平、作品背景、用紙、寫信對象、流傳過程等，都做了有價值的探討，解決了一系列相關問題。但是，上述專家所談仍有一些誤區和盲區值得進一步探討。

曾鞏《局事帖》

向汮啟之一

李若川啟

　　《局事帖》認識誤區之一是有關該件兩面文獻形成時間的先后問題。研究者都已經注意到《局事帖》是一件紙品雙面文獻，即一面是作為寫本文獻的《局事帖》本身，另一面是作為印本文獻的《三國志》殘頁，朱紹良先生更進一步指出為《三國志·魏志·徐奕傳》卷二十第十頁殘紙。那么兩面文獻的形成時間孰先孰后，是寫本文獻的《局事帖》形成在先還是印本文獻的《三國志》在先？書畫學界、收藏學界的主流意見多認為先有印本文獻《三國志》，后來曾鞏在《三國志》的散頁背面寫下《局事帖》，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先有寫本文獻《局事帖》后有印本文獻《三國志》，《局事帖》屬于公文紙本古籍《三國志》的殘頁。筆者基于多年研究古籍公文紙背文獻的經驗，支持寫本文獻在先印本文獻在后的觀點。這需要從宋以后公文紙本古籍的總體情況談起。

　　所謂公文紙本，在版本學界和目錄學界通常稱為公文紙印本，也稱公牘紙本、文牘紙本、官冊紙本等，專指宋元明時期利用官府廢棄的公文檔冊賬簿和私人書啟等寫本紙背印刷的古籍，亦即古人利用公私廢舊紙張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因此，公文紙印本具有正面為古籍刻本內容，背面為原始文獻內容的雙重價值（亦有稱公文檔冊賬簿一面為正面，刷印古籍的一面為背面的），相對于一般古籍更為珍貴。現存的公文紙印本最早為宋代，元明時期相對較多，清代很少見。國內率先對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文獻專門進行整理的首推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上海博物館編的《宋人佚簡》。該書即為宋公文紙印本王安石著《王文公文集》的紙背文獻。筆者自2007年開始指導研究生對《宋人佚簡》進行整理研究，主編《南宋舒州公牘佚簡整理與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據筆者掌握的信息，現存的宋代公文紙印本古籍海內外僅有11種，不到全部宋刻本總數的1%，其中中國大陸八種，分別是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新定三禮圖》《集古丈韻》《三國志》《洪氏集臉方》《花間集》，南京圖書館收藏的《云仙散錄》《歐陽先生文粹》，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王文公文集》；臺灣2種，為“中央圖書館”收藏的《李賀歌詩編》和《北山小集》；日本1種，為天理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白氏六帖事類集》。這11種宋代公文紙印本古籍，筆者目驗過的有《集古丈韻》《三國志》《洪氏集臉方》《花間集》《云仙散錄》和《王文公文集》。這6種古籍紙背文獻無一例外均為公私文書的殘件，均為將原來的公私文書裁切之后用來印書，因此紙背保存的公私文書絕大部分都有殘缺。此外，《新定三禮圖》《歐陽先生文粹》《李賀歌詩編》《白氏六帖事類集》和《北山小集》五種筆者雖然沒有目驗，但據汪桂海《宋代公文紙印本斷代研究舉例》一文介紹，《新定三禮圖》“以公文紙刷印，今紙背公文尚殘留部分文字”（《文獻》2009年7月第3期）。據此推斷，《新定三禮圖》與筆者目驗的6種一樣，紙背文獻也都是公私文書的殘件。嘗鼎一臠，余味可知，其他幾種紙背文獻也應不外乎公私文書殘件之類。宋代公文紙印本古籍既然正面文獻完整而背面文獻殘缺，這毫無疑問說明背面的公私文書是時間在先的一次文獻，正面的古籍內容是時間在后的二次文獻，那么，這也可以說明，作為雙面文獻的《局事帖》與其他11種宋代的公文紙印本古籍一樣，必然是寫本文獻《局事帖》時間在先的一次文獻，而印本文獻的《三國志》為時間在后的二次文獻。換言之，先有曾鞏的寫本文獻《局事帖》，后有印本文獻的《三國志》，《局事帖》是利用廢紙印刷《三國志》的眾多公私文書之一。

　　《局事帖》認識誤區之二是關于該件寫本體裁的性質。《局事帖》是曾鞏的一封書信，它之所以被稱為“帖”是書畫界多取書寫在紙或絲織品上篇幅較小的書法作品的前兩字而稱之為“某某帖”所致。實際上，“帖”除了《說文》所謂“帛書署也”即書簽并被引申為指稱書法作品之“帖”外，還有指稱一種“文券”之意，《唐韻》卷五入聲三十“帖”釋該字義稱：“券帖，又床前帷。”業師唐長孺先生據此指出：“券是文券，與帖連稱，似乎作為一種文書形式，這是唐人的解釋。帖作為一種文書形式在南北朝時罕見，而在唐代普遍行用。”（見《木蘭詩補證》，《江漢論壇》1986年9期）顯而易見，《局事帖》屬于私人書信，它在唐宋時期有一個專稱，即“啟”，故曾鞏在《局事帖》之末特書“謹啟”二字，書啟之“啟”才是曾鞏此件寫本亦即《局事帖》寫本體裁的準確屬性。當然，“帖”與“啟”的體裁區別對于書法學界的學者可以說是不言自明，但是對于非書法學界的朋友而言，強調一下《局事帖》實為書啟之“啟”而非法帖之“帖”似乎并非多余。

　　關于《局事帖》的認識盲區，筆者這里也只想強調兩點。第一，《局事帖》并非曾鞏寫給“無黨鄉賢”書啟的完整原件，而是文首被裁去若干文字的殘件。《局事帖》屬于曾鞏的私人書啟，這早已為藏家和讀者知曉，但它很可能屬于一個殘件，則迄今尚未見到有人指出。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局事帖》共有十三行文字，其首行為“局事多暇”，末行為“運勾奉議無黨鄉賢。二十七日。謹啟”。按照宋人司馬光《書儀·啟事》所載，宋人通用啟的格式如下：

　　具位姓某

　　右某啟：（述事云云）謹奉啟陳聞，（陳賀、陳謝隨事）伏惟

　　尊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啟。

　　月日，具位姓某啟上。

　　宋人除通用啟以外還有多種多樣的專用啟，其啟文格式與上引通用啟又有若干區別。通用啟格式最大特點是文首的“具位姓某”和“右某啟”往往與文尾的“謹啟”和“具位姓某啟上”前后呼應。《局事帖》沒有文首的“具位姓某”和“右某啟”等語，有專家認為是省略。誠然，宋人啟文中確有省略文首“具位姓某”和“右某啟”等語的，但《局事帖》此處未必是省略。從《局事帖》圖版看，末行之后約有三厘米左右的留白，而首行之前卻緊貼紙邊，幾乎沒有留白，且天頭地腳也幾乎緊貼紙邊，這顯然不符合一般書法作品上下左右留有必要空間的習慣，更不符合宋人通用啟書寫的“書儀”規范。考慮到《局事帖》是作為舊紙被用來印刷《三國志》的，我們可以這樣推測，“局事多暇”一語之前很可能原來還有其他內容的文字，只是印刷《三國志》時被裁掉了。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舉出與《局事帖》最接近的《宋人佚簡》所收宋人的啟文原件進行對照比較。

　　這兩件錄文分別是南宋紹興年間知舒州向汮和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李若川的啟文。向汮啟文是：“汮頓首上啟/監使大夫執事：奉/別易久，懷企極深。辱示/書翰，殊荷/勤至，且承即日/所履多福。汮比奉/除書，載畀郡寄，已遂□□。顧惟忝冒，皆自/余庥，豈不知幸？切承/美解言旋，不知何日赴/部佇聽/新除也！正遠/披晤，惟希/若時加愛，以前/光大。不宣。汮頓首上啟/監使大夫。”（《宋人佚簡》卷一第1頁、第2頁）李若川啟文是：“若川頓首再拜上啟：拜違/臺范，屢更晦朔，企仰之誠，不忘寤寐。吏事汩沒，踈馳/記室之問；正茲愧悚，特被/朋緘之貺，曷勝感刻！忽遽拜/復，區區殆非毫楮可究。若川頓首再拜上啟（《宋人佚簡》卷一第93頁）。”以上向汮啟是綴合而成一件完整的啟文，李若川啟是單獨構成一件完整的啟文。可見，兩啟紙背均為《王文公文集》的印本內容，兩啟作為宋人啟文的原件，除了印書裝幀而對紙張有所裁切外，現有紙張大體反映了當時啟文的格式、布局和內容用語的原始面貌。兩啟原貌格式布局最突出的特點是四周都留有寬大的空白，內容用語最突出的特點是文首“（向）汮頓首上啟/監使大夫執事”、“（李）若川頓首再拜上啟”與文尾“汮頓首上啟/監使大夫”、“若川頓首再拜上啟”前后呼應。由此可以推知曾鞏《局事帖》最初形成時的原貌也應是文首之前和天頭地腳留有必要的空白，其文尾既然有“謹啟”，那么文首也應有“鞏啟”之類的詞語。

　　第二，《局事帖》除了作為曾鞏唯一傳世作品的書法價值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版本價值，就是提供了《三國志》一個新的印本殘葉，刷新了宋代公文紙印本的現存總量。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善本書提要》統計，現存宋刻本《三國志》共計8種。2012年東北師范大學劉奉文博士學位論文《〈三國志〉版本的諸問題研究》指出海內外宋刻本《三國志》現存共有19種，其中中國大陸有13種，臺灣有2種，國外有4種，均藏于日本。上列19種宋刻本與《局事帖》所反映的《三國志》版本是什么關系，劉奉文曾辟專節討論，傾向于“推斷是北宋版《三國志》的殘頁”，但是又慎下結論，稱“由于尚未成為定論，暫且稱之為宋版《三國志》‘別本’可也。”并稱：“如果能證明殘頁為北宋刻本《三國志》，將成為稀世之珍，因為北宋版《三國志》雖然見于記載和著錄，但印本絕少流傳下來，可與曾鞏墨跡相得益彰。”劉先生所稱《局事帖》為“宋版《三國志》‘別本’”應該可信，筆者亦贊成這一意見。這實際上肯定了《局事帖》反映的《三國志》版本是上述19種宋刻本《三國志》之外的新版本，如能證實，確是“稀世之珍”。此外，《局事帖》殘頁也豐富了宋代公文紙印本的數量和種類，盡管它只有一紙殘葉。

　　（作者單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