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以國民黨“理論家”自居的戴季陶在孫中山逝世后公然反對孫中山生前所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全力對國共合作進行分裂和破壞活動。戴季陶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共、國民黨左派以及廣大工農群眾的聲討，連戴季陶自己都承認，面對當時鋪天蓋地而來的批判，他曾“被壓伏到不能再起”，“以致一病失神，數次病危”。而國民黨右派對于戴季陶的言論則欣喜若狂，稱贊他是“反共先鋒”，“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亦最徹底”。然而，戴季陶卻遭到了本應和他志同道合的國民黨右派的暴打。

1925年，廣州的革命形勢對國民黨右派極為不利，11月，鄒魯等國民黨右派發起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即“西山會議”)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戴季陶欣然前往，到北京準備出席會議。

到北京后，戴季陶主張采取“欲蓋彌彰”之策，提出先對汪精衛等人進行“勸告”，而對共產黨的“處理”也要先告知中共方面，不要讓廣東方面認為他們的會議僅僅是一場“片面分裂之行動”。不料，戴季陶的發言引起了一些“老前輩”的不滿。原來，戴季陶自負才華，對國民黨右派的“老前輩”們沒有表示出足夠的尊重，而其早年曾寫過不少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并和一些知名中共人士在廣東革命政府中共過事，這都引起國民黨右派勢力的懷疑。

1925年11月19日上午，數十人分乘三輛汽車，手持棍棒來到戴季陶居住的西山香云旅社，見到戴季陶后不由分說，立即拳棍交加，頓時打得戴季陶滿身是傷。打完后眾人將戴季陶押上汽車，劫持到國民黨右派分子馮自由等開辦的同志俱樂部。到俱樂部后，這幫人又叫戴季陶承諾不參加西山會議，還要留下書面聲明———“在一定主張下，可以同意會議議決”。第二天，遍體鱗傷的戴季陶狼狽逃出北京。事后戴季陶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說：“事出之后，所謂同志者，竟無一人來相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