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枉法的判決作為指導性案例，指導今后的司法審判，其惡劣影響遠非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所能“企及”的。

據報道，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奚曉明涉嫌受賄一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后，日前移送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審查起訴。據正義網報道，在奚曉明的系列腐敗行為中，有一項頗為引人關注：案號為“（2011）民二終字第76號”的張新明案，雖然被法學界稱為是一次“最荒唐的判決”，但在“學者型法官”奚曉明的運作下，此案居然成為指導性案例。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奚曉明利用手中權力，同個別違法律師、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結，收受巨額賄賂，干預司法，導致枉法裁判，本來就是“惡果超過十次犯罪”的行為，卻又將枉法的判決作為指導性案例，指導今后的司法審判，其惡劣影響則遠非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所能企及的。

我國不是實行判例制的國家，但是，依據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受上級人民法院監督”，“最高人民法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因此，最高法院的判決，特別是被作為指導性案例的判決，對各級法院類似案件的判決還是會產生重大影響的。尤其是，近年來不斷推進案例指導制度，指導性判例實際上已經成為法院適用法律的有益補充，對統一法律適用和裁判尺度，促進司法公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當然，案例指導制度發揮其應然作用的前提，是被選為指導性案例的判決是絕對經得起實踐和法律檢驗的。這種判決在條件成熟時，其核心理念甚至可能成為法律或正式的司法解釋。如果判決本身存在嚴重問題，還成為指導性案例，那么無疑會對案例指導制度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因此，奚曉明使最荒唐判決變成指導性判例一事，首先讓我們反思現行的指導性案例形成制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和《〈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實施細則》，一項判決成為指導性案例，主要由各級法院或者最高法院各業務審判單位推薦，最高法院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對于被推薦的案例審查后認為符合指導性案例要求的，則報請院長或者主管副院長提交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根據現行規定，最高法院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以及院長或者主管副院長在指導性案例的形成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但缺乏相應的公眾參與、專家審查、案件相對人異議等程序。

吸取奚曉明案的教訓，今后，有關方面或許應當進一步完善《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等文件，把專家審查、社會公示、利益相關人通知等作為指導性案例形成前的必經程序。所有擬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指導性案例，都必須先征求國內相關領域專家的意見，并在最高法院網站公示之后，才可將各方意見連同案件判決書等一同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

其次，也要重視發揮人大的監督職責。建議今后出臺相關規定，各級法院在提出向最高法院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推薦指導性案例前，應當先行征求同級人大常委會的意見，并將相關的意見一同上報。最高法院應當定期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案例指導制度實施情況以及存在的問題，相關工作機構也應當加強和全國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的溝通交流，從而使全國人大能夠掌握案例指導制度實施的相關情況。全國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也應當通過各種渠道，了解社會各界對已經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的意見，必要時，還可以依法啟動相應的監督程序。

□朱恒順（人大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