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們都在討論怎樣講好中國故事，而且已經有了許多好的經驗。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又一次形成了講述長征故事的熱潮。這當中有許多真實感人的講述，對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很好的經驗。

聶震寧

《紅軍長征記》

《西行漫記》

80年來，國內外記述紅軍長征的書籍可謂不勝枚舉。可是，人們對最早講述長征的書籍總是特別充滿敬意。試想，80年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一路浴血鏖戰，一路生死搏殺，何等困苦，何等慘烈，誰能及時把這部震撼人心的“中國故事”傳播于世，為被敵人鋪天蓋地蠱惑為“狼狽西竄”的英雄紅軍將士彪炳史冊，可謂功莫大焉！

我國最早講述長征“中國故事”的是老一輩革命家陳云。他親筆撰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自1936年起就在國內外發表傳播。

長征初期，陳云是紅五軍團中央代表，后任軍委縱隊政委。1935年1月，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云參加了遵義會議后，6月初受中央派遣離開長征隊伍，在地下黨組織護送下去上海，然后赴蘇聯與共產國際聯系。在上海等待出發前往蘇聯的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以廉臣為筆名撰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約3.4萬字。文中用第一人稱，假托一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寫出隨紅軍長征8個月的見聞筆錄。陳云于當年8月抵達莫斯科，1936年，《隨軍西行見聞錄》在中國共產黨在法國巴黎辦的《救國時報》上連載。同年10月，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1938年3月，鄒韜奮領導的生活書店出版了《隨軍西行見聞錄》單行本，書名擬為《隨軍西征記》。1985年1月，為紀念遵義會議50周年，《隨軍西行見聞錄》首次公開署名陳云，在《紅旗》雜志上全文發表；同年6月，由紅旗出版社出版單行本。這部作品的真實性、可讀性和親歷感堪稱一流。

書中具體描述了紅軍突破烏江、智取遵義、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巧渡金沙江、勇奪瀘定橋等主要戰役的經過，紅軍的能征善戰讓讀者們大開眼界。對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袖書中也有真切的描寫：“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待人“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書中紅軍領導人個個平易近人、可親可敬，展現了紅軍領袖的精神風貌和紅軍隊伍官兵一致、紀律嚴明以及紅軍戰士英勇頑強的氣概。

全書講述采用蘇州評彈的敘述藝術，語調誠懇，節奏明快，故事生動活潑、真實可信。比如記述紅軍官兵同甘共苦：“上至總司令下至士兵，飯食一律平等。紅軍軍官所穿之衣服與士兵相同，故朱德有‘火伕頭’之稱。不知者不識誰為軍長，誰為師長……”這樣的故事無疑讓那些原本對紅軍感到陌生的讀者受到深深的感動。

《隨軍西行見聞錄》最迅速地成功講述了長征的“中國故事”，不僅成功打破了敵人對中國革命消息的封鎖和對紅軍將士的污蔑，鼓舞了在黑暗統治下的進步人士，同時書中宣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共御外侮的主張得到了欲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許多有識之士的共鳴。作者高超的語言駕馭能力，將文學性很自然地融于客觀性之中，講述了一個真實可信的傳奇故事。

在國外，最早講述長征“中國故事”的當首推美國人埃德加·斯諾。1936年6月，燕京大學講師、美國記者斯諾在宋慶齡以及北平地下黨市委書記黃敬的幫助下，進入陜北采訪，寫作了《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一書。該書第五篇專門敘述紅軍長征的情況。英文原作于1937年10月由英國戈蘭茨公司出版，僅1年中就再版5次，銷售10萬冊以上，轟動世界。1938年1月，美國蘭多姆出版社出版此書，在美國成為暢銷書。美國著名作家拉奇曼著文評價說：“《紅星照耀中國》首次向全世界報告了中國紅軍英勇的長征，首次刻畫了共產黨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諾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事業給予了充分的報道。這一事業對本世紀30年代那些懼怕抗擊法西斯的人們，是一個強有力的鼓舞。”據說羅斯福總統讀了此書，成了“斯諾迷”，曾先后3次接見斯諾，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軍民進行抗日戰爭的情況，并說“我覺得這樣的人會贏得戰爭的”。

1938年董樂山將《紅星照耀中國》譯成中文，并改書名為《西行漫記》，以上海復社的名義出版。一個外國人的講述，獲得了傳播上更為強烈的客觀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對于長征這一偉大事件，親歷者集體講述將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第一次組織集體講述的是毛澤東和朱德。1936年5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總司令朱德發出大規模地編輯紅軍戰史，征集紅軍史料的通知。1936年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起征集紅軍長征回憶文章的號召。為了完成這次大規模的征集任務，中央專門組建了紅軍歷史征編委員會。經過3個月的努力，到10月底編委會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余萬字。寫稿者有2/3是戰斗一線的指戰員，稿件的文字盡管粗糙，有的甚至在一般水平之下，而內容卻真實感人、質樸可愛。作家丁玲參加了此書的編輯工作，后來她感慨道：“它會使我感動，也會使我慚愧。我對這些偉大的事跡驚奇，受它的感動。我覺得我沒有好好地多做一點事情，所以慚愧。從寫作的觀點上來說，我越看它越覺得自己生活經驗不夠。偉大的著作，絕不是文人在紙上調弄筆墨所可以成功的。”

此書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征集、整理、編輯工作。由朱德題寫書名，是為《紅軍長征記》(又名《兩萬五千里》)，最后于1942年11月在延安出版，共30萬字，上下冊。《紅軍長征記》這是第一部相對完整記錄長征歷史的文獻，它的完成，使得大量珍貴的長征史料得以保存。這部文獻尚在初稿期間，曾經給前來采訪的斯諾大量閱讀過，為他的寫作提供了許多第一手資料。而此書的誕生，對于國內外政治史、軍事史及各類史學專家和廣大讀者，正面了解、認識、研究紅軍長征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獻資料。

關于紅軍長征“中國故事”最初的講述，特別突出的是故事的真實性、客觀性和親歷感。三部書的講述者，無不讓讀者真切感受到其中內容的真實性，而內容的真實性主要來源于客觀性。陳云假托受俘軍醫之口講述，智慧地選擇了一個客觀的講述角度；斯諾堅持以記者的客觀性寫作，人們不能不信服他書中的故事；紅軍將士的回憶也多是客觀講述過程。再就是親歷感，受俘軍醫是親歷者，記者是親歷者，紅軍將士的更是親歷者，在血寫的事實面前，讀者獲得的只能是震撼和感嘆。真實性、客觀性以及親歷感，這就是最早的長征“中國故事”的成功之處，這也是給今天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啟示。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韜奮基金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