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　泉

新聞總是會出現在人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刻,星期一一早刷手機,還沒有完全消失的那一點睡意立刻就被滿屏的哀鳴給嚇跑了,“焦慮”“悲催”“哭暈在廁所”……讓人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

仔細一看,原來是國務院出了一個叫《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要“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這含義朦朧一句話被一些媒體解讀成了要對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群體加稅。很不幸,我的朋友大多數都中槍了,難怪會哭聲一片。

好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等媒體都出來辟謠了,國家稅務總局的專家稱,“年收入12萬元并不是劃分高低收入人群的標準和界線”。可是這樣的聲明并沒有緩解人們的緊張情緒。

為什么人們對壞消息如此敏感,對好消息卻感知度不高呢?大概是這種新聞觸到了當前中國社會的病灶——中產階層焦慮癥。在現實生活中,所謂年收入12萬元其實不是中國高收入人群的標準,僅僅是中產階層的入門門檻而已。中國的中產階層貌似光鮮,實際上卻很脆弱,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可能被打回原形,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的焦慮感和不安全感會那么強。

我們說,一個社會的穩定來自于中產階層的穩定,因為他們最理性、最守法、對現行政治體制的認可度最高,保護、穩定并擴大這個階層應該是國家政策的基本走向。事實上,我們從《意見》中也能看到這一點,比如《意見》中提到的“擴大中收入者比重”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一個正常而穩定的社會結構,一定是橄欖型,也就是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是少數,而中等收入人群是多數,只是中國現在還處在發展階段,還沒有完全形成橄欖型,而是偏向于金字塔型。但即使是這樣,中國真正的高收入人群也不可能是大多數的中產階層,而應該是金字塔尖上那少數的一部分人。

那為什么一提到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中產階層會先感到不安呢?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國家對高收入人群沒有一個標準。唯一的標準是十年前有關個稅申報規定中的內容,即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應自行辦理納稅申報。但這個規定也沒有明確說年入12萬元以上就是高收入。那么,中國到底有沒有一個高收入的標準呢?中國財稅研究所研究員孫鋼倒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數字:我國適用于個稅最高稅率45%以上的人群,年收入應該是96萬元以上。這個數字大概離普通人太遠了吧,大家都沒什么直觀的感受。

中產階層對高收入人群的稅率痛苦沒有感受,但對自己的痛苦卻感受明顯。這也就構成了一說提高稅率中產階級就緊張的第二個原因。號稱月入1萬元的人,實際到手不過6、7千,除去五險一金全是稅了。而且由于中產階層的收入主要是工資,繳稅全部由單位代扣代繳,一分錢也不可能少,所以他們更堅信自己是納稅的主力。而那些真正高收入人群,他們大多是自行繳稅,可以有各種手段來避稅,比如一些企業高管可以把個人支出納入企業成本,以達到少繳稅的目的。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我們這個社會中真正高收入人群的收入遠沒有中產階層的收入那么透明,稅務部門查起來很困難,加之我們的稅收征管體系漏洞太多,直接導致高收入人群漏稅嚴重。這也會給中產階層、工薪階層一個感覺,我們的稅好收,只要國家加稅自然要從我們開刀。這是中產階層深感不公的原因。

一個誤讀、一個謠言會引起我們社會巨大的反響,其背后折射出的還是我們稅收體制長期存在的問題,導致中產階層的不公平感。所以,稅制改革固然重要,稅務部門堵住自身的漏洞,真正體現出稅收制度的公平性同樣重要。否則,稅收就會成了撿軟柿子捏,最該培育和擴大的中產階層會成為稅收體制中叫得最慘的那只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