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以前，全球已經出現過五次大的并購浪潮。專家認為，19世紀70年代起發生了第一次并購浪潮，第二次并購浪潮在1916年發生，20世紀60年代末發生了第三次并購浪潮，20世紀70年代末出現了第四次并購浪潮。發生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第五次跨國并購浪潮，以美國為首，發展中國家的一些企業也隨之加入并購行列，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逆向并購”的規模不斷擴大，而且并購領域也正在逐漸從傳統行業向歷來是發達國家天下的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行業滲透。

2008年后全球并購市場陷入低潮，倒退到2005年和2006年的水平。到2014年全球并購再度出現回暖，交易額和巨額跨國并購數都大幅增長。巨額交易不僅促使交易總額迅速增加，也極大地提升了市場信心。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收購直播電視公司(DirecTV)、蘋果收購Beats、建材巨頭Lafarge與Holcim合并等都顯示出并購加快的趨勢。第六次大的并購浪潮隨著并購加快進入人們的視野。

2015年全球并購交易額達到4.6萬億美元，超過了2007年全球資產泡沫時期的峰值4.1萬億美元。超過了金融危機前2007年的歷史高點。2015年第四季度是去年并購最頻繁時期，宣布達成的交易額達1.3萬億美元，超過了2007年第二季度創下的紀錄。麥肯錫的報告顯示，2015年大型并購尤其突出。亞洲企業的并購也創下歷史紀錄，歐洲首次成為第二大活躍地區。北美的并購交易總額占全球一半以上，同時亞洲地區2015年前11個月的交易總額較2014年同期增長接近60%。大型交易，即并購價值在50億美元到100億美元之間的交易，增長24%。2016年前三季度，全球并購金額略有下降，但中企海外并購逆勢上揚。

湯森路透數據顯示，2016年一至三季度全球并購交易額達到2.37萬億美元 同比下降22%，下滑至三年來最低水平。原因包括創紀錄金額的撤回報價，美國并購活動急劇下降，以及英國企業參與并購交易的水平跌至20年低點。美國收縮最為明顯，該國今年前九個月的并購交易總價值同比下滑31%，至1萬億美元。一系列大筆交易半途夭折，使撤回報價的總價值達到創紀錄的6920億美元。在截至9月底的三個月里宣布了約140筆超過10億美元的交易，與過去10個季度的平均數量大致相符。通常占全球并購活動10%至20%的英國參與水平，今年降至僅8%，是20年來最低水平，盡管一些大筆交易，如軟銀以243億英鎊收購英國芯片設計公司ARM控股(Arm Holdings)，是在英國公投退歐之后達成的。

與此同時，今年前三季度，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延續了快速增長的勢頭。商務部數據顯示，1至9月，中國企業共實施海外并購項目521個，實際交易金額674.4億美元，涉及67個國家和地區的18個行業大類，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544.4億美元的并購金額。

總體而言，中企海外并購的金額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里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2002年，中國企業以并購方式的對外投資的額度還只有2億美元，到2005年，達到65億美元。商務部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并購增長速度很快，規模擴大得也很多。2015年中國企業共實施海外并購項目579起，涉及實際交易金額544.4億美元。畢馬威(KPMG)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下半年中國企業實施的海外并購數量首次超過了海外企業實施的中國企業并購。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對媒體表示，中企海外并購顯露出不少積極的現象。其一，并購主體多是國內相關行業的主導企業，這些領軍企業在資金、技術開發、人才儲備、跨國管理能力方面已具備開展跨國并購的實力和條件。其二，中國企業主動發起的大型并購項目增多。統計顯示，2013年到2015年5億美元以上大型并購有81起，從數量和金額方面貢獻的比較多。其三，并購涉及的領域日益多元化，信息技術、制造業這兩個領域的并購實際上已經超過了資源和礦產類，消費類和文化娛樂產業成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中新的增長點。其四，非國有企業境外并購的步伐加快。過去五年，中國非國有企業在境外并購數量的比重已經過半，2015年非國有企業境外并購的金額占當年境外并購總額的75.6%，在數量上、金額上都超過了國有企業。其五，并購融資的模式更多地向利用境外融資的方向發展。近五年來境外融資額占境外并購交易額的比重平均達到了35%。

在國際上，跨國并購的成功率并不高，從跨國并購后的盈利情況方面看，中企并購的表現其實還是不錯的。美國《財富》雜志的調查發現，有四分之三的跨國并購活動產生的收益無法彌補其并購成本，即大約只有25%的企業跨國并購是盈利的。據報道，美國著名企業管理機構科爾尼公司多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只有20%的并購案例能夠實現最初的設想，大部分的并購都以失敗告終。而根據國資委研究中心、商務部研究院等聯合發布的《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15》顯示，完成海外并購的中國企業有13%盈利可觀，基本盈利39%，有24%處于持平和24%虧損狀態。可見，中國海外并購的盈利成功率高于全球整體水平。不過，麥肯錫的研究認為，過去20年全球大型企業兼并案取得預期效果的低于50%。具體到中國，則有67%的海外收購不成功。

國內相關人士認為，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總成功率高于全球水平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企業整體比較謹慎，鎖定的目標數量比較少，不輕易發起收購，所以成功率相對較高。另外，多數并購發生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導致并購的成本比較低，交割后的整合總體也比較順利。

觸及深水區

統計數字顯示，在全球企業跨境并購中，中國企業跨國并購金額和成交筆數已經僅次于美國。資金的迅速擴張相應帶來摩擦的增加，這顯示著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正在進入深水區。

根據Dealogic的統計數據，今年至5月25日止，全球企業跨境并購成交筆數中，美國占31.2%，低于去年同期的39.2%，中國所占份額從去年的13.4%上升到24.3%。加拿大從去年的4.8%上升到7.2%，德國從1.3%上升到7%，而日本從4.5%下降到4.4%，英國、韓國、意大利、中國香港等都比去年同期份額有所下降。從金額來看，2016年前三季度，在全球跨境并購中，中國企業已公告的并購金額達到1739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的1032億美元相比增長68%。

摩根大通的數據也顯示，去年亞太區并購總量占全球總量的30%以上，中國占到了一半，就全球范圍而言，中國并購的總體規模占15%左右。

2015年中國企業最為活躍的海外并購行業已經從資源類行業轉向包括高端制造業、金融服務業、現代服務業和電信電子高科技產業。投資目的地則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地區，顯示出并購交易的驅動力已經轉變到獲取先進技術、運營經驗和成熟消費市場上。據商務部統計，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總額中的70%投向了制造業，德國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目的地，占中資海外并購總額的11%。5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并購已經出現，而超過100億美元的超大型并購也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資金的快速擴張也容易帶來各種摩擦。

歐盟反壟斷監管10月28日宣布將深入調查中國化工430億美元收購瑞士農藥種子集團先正達的收購案，這是中國有史以來金額最大的一起外資收購，該委員會將在明年的3月15日決定是否批準該交易。歐盟委員會表示，這樁收購案可能會損害競爭，因為先正達和中國化工的農業子公司Adama Agricultural Solutions在農作物保護產品，如除草劑，殺蟲劑，殺菌劑和植物生長調節劑方面存在業務重合。歐盟執委會認為中國化工9月向歐盟執委會提交的剝離約2000萬美元資產的計劃還不夠。據報道，此次已是2016年2月3日中國化工宣布通過公開要約方式收購先正達以來該收購案的第四次延期。

10月25日，德國經濟部撤回了對中國福建宏芯基金(FGC)收購德國芯片設備制造商愛思強的“通行證”，并稱將重新開始審查。原先這一并購案已接近尾聲。9月8日德國批準FGC收購愛思強約65%股份，總價值約6.7億歐元。本月21日，FGC對愛思強的收購要約結束。德國《世界報》援引經濟部副部長Machnig的話說，德國經濟部撤回對Aixtron收購案批準的原因是由于新出現的“安全相關消息”。德國經濟部還宣布將對歐司朗(OSRAM)的子公司Ledvance被賣給中國進行深入審查。

據報道，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駐華代表Jonathan Schoo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2016年上半年，中國投資者對德國企業的收購數量達到37宗，而去年全年僅為39宗。2015年，中國企業在德國已知的并購投資數量為5.26億歐元。今年上半年該數字已逾107億歐元，超過過去10年中國企業在德國的投資總和。

另據報道，10月31日，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帶領60人經貿代表團訪華，在出訪前在德國《世界報》上撰文對中國企業在德收購說“不”，并呼吁歐盟對中國采取更嚴厲的姿態，以保障公平競爭，保護德國和歐洲的技術。而德國工商總會主席埃里克·施魏策爾認為，從企業角度作出的投資決策不應該遭到政界的質疑，只要它在法律框架內。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投資銀行Grisons Peak匯總的數據稱，自2015年年中以來，總計近400億美元的中資收購計劃遭到否決。自去年7月以來，中國買家總共放棄了11項大型收購，原因主要是美國、澳大利亞和其他地方的有關部門收緊了審查。數據顯示，受阻交易的總價值達到389億美元，相當于過去16個月期間宣布的全部交易的14%。如果加上先正達、愛思強等受阻交易，失敗比例將會激增。

規則壁壘多

近來出現連續受阻的中企海外并購，從表面上看是外方收緊了政策，但實際上這些障礙始終存在，隨著海外收購進入深水區，這些政策成為難以繞過的“雷區”，需謹慎對待。

在企業跨國并購的諸多風險中，最突出的不外乎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和財務風險。政府審查是企業在跨境并購過程中遇到的一大阻力。

在美國，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核通常起著關鍵作用，安全審查的重點是“關鍵資源”與“關鍵性行業”。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是一個美國聯邦政府委員會，由國防部、司法部、財政部、商務部、國務院、國土安全部、能源部等政府部門代表組成，對可能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交易進行審查。美國《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的通過，讓這個機構有了可依賴的獨立完整的法律基礎。該機構曾阻擋過來自日本的并購交易。當然，絕大部分的并購并不需要該機構進行審核。

該委員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出于美國國家安全考慮導致的交易審查數大幅上升，在所有海外投資者中，中國投資者主導的交易仍然是CFIUS最主要的審查對象。來自英國、加拿大、日本及法國的外資也是CFIUS的主要調查對象。該機構還提及需要評估是否有單一或多個外資用聯合方式、有策略地收購涉及美國經濟重要產業的公司——特別是涉及“重點科技”的產業。該機構還在加大力度研究將被視為傳統重點基礎建設的行業。由于涉及多部門，各成員從行業利益考慮，對外資并購有不同的觀點。在具體的并購案審批過程中，考慮到外資對美國產業振興、以及就業的貢獻，該委員會一般會把握比較寬松的尺度。

當然，除了CFIUS這類掌握安全審查的機構外，還有諸如反壟斷等機構會對并購交易是否成功起到作用。比如，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的交易就受到來自歐盟的反壟斷審查。

歐美之外，最近澳大利亞對中國企業對澳大利亞企業的收購也出現了審查和否決的情況。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安思捷日前在北京表示，中企收購受阻僅是個別現象。

2015年，中國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占對外投資額的10%左右。隨著資源投資熱潮的結束，澳大利亞成為次于美國之后的中國主要投資國。中國在全球投資的擴展速度已經在澳大利亞引起了擔憂，但這些擔憂并非新近出現，澳大利亞社會各界對外國投資的作用一直缺乏充分和廣泛的理解。比如，澳大利亞社會上存在對“農場變賣”和利潤轉移到海外的擔憂。

在經合組織限制措施最嚴格的國家中，澳大利亞居第六位。澳大利亞同樣存在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個別情況下，外企對澳大利亞企業的并購會變得高度政治化，因為澳大利亞財長具有自由裁量權，可以以國家利益為由阻止若干交易。在實踐中，很少會使用正式的行政權力，但是卻增加了交易的不確定性。據悉尼科技大學的研究人員2015年的研究，澳大利亞公眾更關注外國投資者收購一家澳大利亞公司的股份比例，而不是外國投資者是否為國有實體還是來自某一國家，當然，他們對投資國存在偏愛，喜愛美日超過中國。

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以來，澳僅對項目總價值在10.94億澳元以上的進行審查。但包括媒體、機場、電信、交通、國防等，這些領域的投資受到更為嚴格的審查。政府監管帶來了海外并購的不確定性，澳大利亞由于“規模和重要性”決定拒絕中國公司收購基德曼公司持有的澳大利亞最大私人土地控股公司80%的股權。引發呼吁明確外商投資規則的高潮。

除了政府的政策規則外，輿論和文化也對收購成敗發生影響。在德國，德國投資者保護組織SdK的發言人丹尼爾·鮑爾此前對《紐約時報》表示，許多德國人對于中資收購德國著名科技公司極為擔憂，人們擔憂外國投資者只會轉移專業技術。很多德國人對中國收購行為有一種恐懼感，他們擔心德國企業出現“空心化”。今年5月，美的向庫卡集團發起收購要約之初，就引發德國甚至歐盟政界的擔心和反對。德國銀行業人士稱，德國企業家很重中國市場，但是同樣希望知識產權得以保護，“如果要得到他們的信任，這是需要溝通、磨合的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