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1月7日電(記者蔣國鵬)美國總統選舉劇情幾經輾轉，即將迎來最高潮。不管是希拉里·克林頓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還是以“反建制旗手”自封的唐納德·特朗普成為白宮新主人，這臺美劇都足夠讓人瞠目。

從新任總統選出之日到明年1月20日在國會正式宣誓就職，這兩個多月時間就成為現任總統奧巴馬的“善后期”。一些媒體已迫不及待地盤點起這位美國歷史上首位非洲裔總統的八年執政。

于國家深陷“兩場戰爭”“金融危機”和“國際信譽危機”之際上臺的奧巴馬，被美國選民寄予厚望，期待他能帶給美國“變革”。然而，八年過去，美國依舊深陷戰爭泥潭，國內社會依舊“黑白”分明，控槍、移民、稅收等改革躑躅不前，強推的醫改法案遭遇國會阻撓甚至送到最高法院判決……尤其是共和黨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戰勝民主黨成為國會眾議院多數黨后，黨爭便成為“奧巴馬時代”美國政治生活的一個關鍵詞。

兩黨在國會的對峙，嚴重掣肘奧巴馬政府涉及國計民生的諸多改革努力，一度導致政府“關門”，甚至險些引發一場災難性的主權債務違約。與此同時，在這八年間，眾議院大佬曾一度狀告奧巴馬“像國王一樣繞過國會濫用行政權，間接干預國會立法程序”。而隨著共和黨在2014年中期選舉中拿下參議院多數黨地位，其主導的國會與民主黨政府的府院之爭也進入白熱化階段。

面對黨爭，奧巴馬曾在白宮記者協會晚宴上公開嘲諷國會不作為：“如果你想不干活也能領薪水，你應該像其他所有人一樣競選國會議員?！?/p>

盡管任期還未結束，但是本屆國會(任期至2017年1月)已被認為是1947年以來最低效的國會。蓋洛普公司在10月上旬開展的一份民調顯示，這屆國會的支持率為18%，總體支持率在10%至20%之間徘徊。

今年2月，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去世，保守、自由兩派“憲法守護者”力量對比由5：4變成4：4。為了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實現本黨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利益最大化，兩黨完全不顧斯卡利亞尸骨未寒，立即展開赤裸裸的奪位之戰。

作為美國政治體系的司法支柱，聯邦最高法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地位重要，是民主、共和兩黨志在必得之地。斯卡利亞身后之爭實際上是代議制民主、分權理念與“金錢政治”相結合，而作用于國家政治生活的一種極致表現，暴露出美式民主光鮮外衣下的丑陋。

今年2月，奧巴馬發表演講承認，當前美國政治制度最嚴重的問題在于民主、共和兩黨的對立程度不斷加深。他認為自己在總統任內為數不多的遺憾之一就是“沒有能力改善政治的兩黨分化和自私自利現象”。

的確，且不說國家大事，為了一些雞零狗碎的小事，驢象之間也會大打出手。今年5月，“跨性別”這個字眼，驟然成為美國黨爭的焦點詞匯之一。圍繞跨性別學生如何在學校上廁所，民主黨掌控的聯邦政府和共和黨主政的“紅州”相互訴訟，爭吵不休。

在美國，政黨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8世紀90年代。公民在憲法框架下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需要客觀上推動了兩黨制在美國的發展。從聯邦黨-民主共和黨時代，到民主黨-輝格黨時代，再到民主黨-共和黨時代，兩黨制在美國一直存在且處于主導地位。

與很多實行多黨制的西方國家在選舉中采取比例代表制不同，美國在選舉中采取“單一代表選區相對多數制”。根據這種制度，獲得一個選區相對多數選票的候選人方能勝選。這種以“贏者通吃”為核心原則的選舉制度實際上將小黨排斥在國家政治體系競爭之外。

兩大政黨為確保本黨政治利益和體系穩定，通常利用主政地方之機，出臺一系列涉及被選舉人資格或選票列名的規定，以限制其他政黨活動以及防止本黨黨員在黨內選舉落敗后“出走”他黨。這些規定，客觀上也刺激了美國政治的兩極化以及兩黨內部的極端化傾向。

立場激進的勢力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異軍突起。共和黨極右派別“茶黨”拿下40個眾議院議席和5個參議院議席，成為當屆國會阻礙立法、黨爭最兇的派別。本次總統選舉中，共和黨內“特朗普現象”和民主黨內“桑德斯現象”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黨內極端化的體現。

政治兩極化和黨內極端化是導致近年來黨爭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然而，需要看到，黨爭的根源在于“贏者通吃”的制度設計，在于“金錢政治”的深度滲透。同時，黨爭也在反作用于這個政治體系，導致“民有”“民治”“民享”的主體——人民——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警告說，已經運行兩百多年的美國政治體系如今出現了“機能性障礙”，政治極化日趨尖銳，制衡制淪為“否決制”。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對政治體系擁有過度影響，扭曲了民主進程，而他們“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權力的美國人民”。

美國政治體系的“機能性障礙”并非一夜形成，解決起來也絕無可能一蹴而就。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選舉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開始質疑曾經引以為傲的政治制度。而在一洋之隔的歐洲，“反建制”思潮同樣波濤洶涌，猛烈沖擊著精英階層的政治治理。

看來，黨爭還要在大西洋兩岸繼續演繹下去，一幕幕新戲會次第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