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二戰中形成的以聯邦政府為資助方、科研機構為創造中心的伙伴關系，為美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奠定了堅實基礎。

聯邦政府對科研活動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法律法規及監管制度，其項目管理流程高度公開透明,信息系統得以普遍應用。26個主要聯邦研究資助部門統一使用“政府撥款網”一站式平臺，實現從發布信息、提交申請、公布結果到跟蹤進度、監管資金的全程電子化管理，極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并向大眾開放接受監督。

即便如此，美國科研監管體系在運行中依然不斷產生新問題，一些措施的合理性受到質疑，國會、政府和科技界均認為需通過改革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優化國家學術研究投入：建立21世紀新監管框架》的最終報告，即體現了美國各界近期的共識。

究竟怎樣的科研監管體制對科研活動有利而非阻滯？

科研人員應付繁雜重復的匯報性工作需要花費大量精力和時間，在這一點上，我國科技界對此歷來反映強烈。如何做好頂層設計，盡最大可能減少對科研人員提出的重復匯報性要求，很考驗科研政策制定和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和銜接能力。

此外，科研誠信體系的建立與懲治機制也要有所呼應，在出現學術不端的時候，究竟由什么性質的機構介入、按照什么標準、啟動基于哪種目的的調查程序，同樣需要跨部門的頂層協調機制和對現有法律規范的梳理調整。

最后，科研機構是新知識、新發現和創新實踐的重要主體，獨立精神是其靈魂的一部分。政府和研究機構之間，如何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互相支持，除了發文件和作匯報，是否還有其他更柔性也更有韌性的方式，將雙方的正能量真正凝聚在一起？

我國正處于科研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關鍵時期。在我們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推動《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實施的進程中，美聯邦政府科研監管體系在動態中不斷完善的做法，對我國再造科技計劃管理體系、改革和創新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或有值得借鑒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