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取決于經濟中需求和供給的相對平衡。在經濟學中，對應著需求側與供給側兩個重要概念。我們之前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做法是增加投資、刺激消費、擴大出口，這被稱為需求側的“三駕馬車”。但就供給側而言，現實情況是：一方面，國內部分產能出現過剩而創新乏力；另一方面，老百姓日益增加的更高層次需求得不到滿足。因此，2016年1月2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著重闡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出供給側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同經濟領域實行以提升產品質量、優化產品結構來吸引消費的供給側改革一樣，文化產業也需要實行供給側改革，那就是直面文藝創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矛盾，進一步堅持文藝作品“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標準，將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引導到優質的作品審美中去。

中國文化產業政策可以持續不斷地提出文化多元化的主張，但不應事事都要與世界接軌

關于文化產業的供給側改革，法國的“文化例外”政策值得借鑒。法國從二戰結束起，就采取了一系列保護和促進電影產業多樣性發展的政策措施。在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歐美視聽產品巨大的貿易逆差（據說當時歐美視聽產品進出口比達到12:1），法國人提出“文化產品不能等同于其他工業產品和服務產品，所有屬于精神文化的產品應當置于世界貿易談判的范圍之外”的“文化例外”原則。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次大會上，法國和加拿大共同提案，通過了一份擁有約束力的《保護文化多樣性國際公約》。2013年6月14日，法國文化部長奧雷利·菲利佩蒂女士在《世界報》發表題為《法國——直面自由市場堅持“文化例外”的先鋒》的文章，闡明法國堅持“文化例外”的立場和主張。她說：“‘文化例外’是法國深深懷有的政治信念和思想原則信念。我們認為，文化產品非一般商品，文化產品因其特殊價值不能屈從于市場。一個國家具備在世界上展現自身特色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們不能在盲目的市場法則中拋棄文化、迷失自己。”時至今日，法國電視臺播放的影視作品在題材、體裁等諸方面都有嚴格的限制，以至于“文化例外”原則已經上升為法國的國家理念，也必將成為法蘭西民族傳承的文化基因。作為一個文化大國，法國這一做法并未被認為是文化上的閉關鎖國，反而被認為是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表現。

就中國而言，作為一個有著漫長文明史的國家，在世界文明相摩相蕩的今天，也需要有一種“文化例外”的勇氣。我們的文化產業政策，應當是持續不斷地在世界論壇上提出文化多元化的主張，而不是事事都要與世界接軌。曾幾何時，我們的電影一經在國外獲了一個什么獎，便在國內大吹大擂，甚至國家媒體也把手中的筆、話筒、鏡頭全都對準他們。這種引導使一些本來可以有更大成就的創作者喪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不但沒有保持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反而出現了電影業的文化自卑和文化盲目。一定程度上來說，我們的電影甚至還沒有印度和伊朗電影那樣保持足夠鮮明的民族特色。國內的評論家們圍著這些“洋獎”作品打轉，自然影響了藝術的創作生產。要知道，最具有中國氣派、民族風格、內涵意蘊的藝術品，如書法、國畫、建筑等是不能“食洋不化”的。“洋獎”要不要？當然要。問題是我們在“美人之美”時，切不可忽略藝術產品在供給側的“各美其美”。

在藝術創作的旨趣上，要處理好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

按理說，人類社會存在以來，任何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美學家，他們在創作時是根本不會顧及自己的作品能否正確處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的。藝術家的任務只是通過自己作為詩意存在的作品來言說人情物理，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引領人民精神生活。例如，被稱為“孤篇壓全唐”的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思考的是“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宇宙人生；梵高在創作《向日葵》時恐怕也是沒有考慮畫廊里的作品銷售價格的；假如追求利潤，中國歷史上定不會出現陶淵明，因為他的作品是幾百年后的蘇軾才重新發現并進行“市場推廣”的；假如追求利潤，中國絕不可能出現“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的曠古奇書《紅樓夢》；可以說，在閱讀古希臘三大悲劇家的作品時，是沒有人會對他們給奴隸主帶來多少“銀子”感興趣的。

當然，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當下，藝術生產從來沒有一個歷史階段像今天這樣與經濟作用聯系得如此緊密。市場經濟中的人才、科技、資本等各種經濟要素都參與到了藝術創作中，他們自然要部分地以追求利潤為目的。這種滿足人民欣賞需求的做法本來無可厚非，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旦離開人民的閱讀、人民的收聽、人民的觀看，文藝作品就沒有了欣賞的對象、評鑒的主體、檢驗的尺度。一句話，離開了人民，文藝作品就沒有了價值和意義。但是，在藝術創作的旨趣上，必須要正確處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習近平總書記“最好”二字之意當是，如果一時實在在市場上不受歡迎，只要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這也是一種無可爭辯的成功。這是一種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文藝思想。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文化產品亦如此。只有將我們的目光更多地聚集到文藝作品的藝術性、思想性這一“供給側”，靠作品“把人的素質化高、靠藝術把人的境界養高，而只有那些高素質、高境界的人，才能保證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仲呈祥語）。這才是應有的智慧的文化社會經濟學，才能真正在文化不平衡性上求得人類文化歷史整體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有一個小笑話，當人民文學出版社發不起工資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印刷《紅樓夢》。從過去、現在以至將來的整體經濟效益來說，《紅樓夢》的經濟效益都是難以估量的。其中，光據其改編的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就在各電視臺重播了800余次。更不用說其在塑造民族精神、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所起到的巨大社會效益。反觀那些急功近利甚至靠炒作起家的文藝作品，單純盯在了“消費側”，以“視聽奇觀”“惡劣的個性化描寫”吸引眼球，自然就成為了“市場的奴隸”。

讓文藝“國家隊”理直氣壯地“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

一是堅持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歷史的、人民的、美學的、藝術的”文藝批評標準，讓文藝評論真正起到“剎車片”和“方向盤”的作用，在宣傳上要追求文藝的“綠色GDP”。要克服文化批評領域出版物唯銷量、電視劇唯收視率、電影唯票房論的不良傾向。媒體特別是國家新聞輿論機構不能犯“尾巴主義”錯誤，不能在“需求側”亦步亦趨。文藝創作年度報告不能搞成經濟報告，而要在文藝的“供給側”以科學的標準來衡量作品、引領創作。

二是堅持“文化例外”原則，建立文藝“國家隊”。不能讓資金脆弱的國有文化機構進入市場同那些資金實力雄厚、又來爭奪文化話語權的境內外資本一爭高下，而是如古希臘的“戲劇補貼”一樣增加投入，讓文藝“國家隊”理直氣壯地“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

三是正確處理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消除過度娛樂化傾向。我們當然要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來適應需求，但不能實施娛樂化政策，而是要在“供給側”以高雅的作品來塑造欣賞對象，“普及”的終極目的在于“提高”。隨著人民群眾文化水平和鑒賞素質的提高，我們已經到了擯棄“娛樂化”的歷史階段了，因為實踐已經證明，我們吃了文藝“娛樂本體論”所衍生的歷史虛無主義、偽現實主義等不少苦頭。我們文藝的“需求側”需要“供給側”的哲學精神指引、歷史鏡鑒啟迪以及文學力量推動。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