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國家文物局給日本橫濱國家拍賣株式會社發去一份公函《關于停止拍賣中國流失文物的函》，認定該公司原定10月底在東京舉辦的一場拍賣會中的六件拍品是大谷光瑞等從中國非法劫掠的文物。國家文物局希望對方能夠遵守有關國際公約，停止拍賣這六件拍品。橫濱這家拍賣行隨后對相關拍賣品予以了撤拍處理。這六件文物拍品中有：“第734號唐代天王敦煌壁畫、第735號唐代木質彩繪佛像人物故事壁畫（三件）一組、第736號唐代木質彩繪佛像人物故事壁畫（七件）一組、第737號唐代木質彩繪佛像人物故事壁畫、第738號唐代釋迦牟尼敦煌壁畫、第739號延昌——唐代國華佛典等手寫唐經等。”

公函中提到的大谷光瑞是何許人？與他有關的文物藏品為何成為了非法劫掠品？這還要從大谷光瑞這個人說起。

大谷光瑞（1876年-1948年），幼名峻麿，法號鏡如，京都府人，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的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于1892年與京都貴族九條道孝公爵的三女兒九條籌子訂婚，而九條道孝的四女兒九條節子已于1889年許配給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嘉仁即后來的大正天皇，節子即后來的貞明皇后），從而大谷光瑞成為了大正天皇的姐夫。

佛教是唐代時由中國傳入日本的，因而中國成為許多日本僧人向往的地方。1899年1月，二十三歲的大谷光瑞借“尋佛教之根”之由，用了四個半月，訪問了中國的十五個城市，對他觸動很大。1900年1月，大谷光瑞又以調查佛教遺址為名訪問了印度。1901年，他又考察了英、德、法、俄、瑞典等國家，接觸了以探險為名掠奪中國文物而出名的“探險家”們，如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等，參觀了各國博物館。當看到各國探險隊從中國掠奪的大批文物珍寶，大谷光瑞十分眼熱，對斯坦因等中亞探險的收獲，更是感到震撼，萌生了到中國尋寶的念頭。

于是，大谷光瑞組建了一支有別于歐洲人的探險隊。歐洲的探險隊清一色基督教徒，而他的探險隊全都是佛教徒；歐洲人探險僅限于我國新疆，而大谷光瑞的搜尋區 域覆蓋了我國的整個西北地區。他們在財政方面的基礎則是近一千萬日本信徒施舍的財物，因此大谷探險隊的活動近似于私人性質，而不象其它各支均是由政府機構 資助。

第一次探險（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領渡邊哲信、堀賢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圓等人，自倫敦出發，經撒馬爾罕、浩罕，進入喀什噶爾。途中大谷光瑞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急忙趕回國繼任西本愿寺法主。留在新疆的渡邊哲信和堀賢雄，先考察了塔什庫爾干、葉爾羌、和闐、阿克蘇等地，于1903年3月到達庫車、拜城一帶考察，探訪了克孜爾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獲取大量佛教文物。隨后，兩人帶著搜集品，經迪化（烏魯木齊）、蘭州、漢口等地，于1904年4月返回日本。

第二次探險（1908-1909）起自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榮三郎二人從北京出發，穿越蒙古進入準噶爾盆地，調查吐魯番周圍遺跡。次年2月， 兩人在庫爾勒分手，野村榮三郎在庫車周圍進行盜掘、調查，然后經阿克蘇到達喀什；橘瑞超則進入羅布沙漠，并在樓蘭發現了著名的《李柏文書》。《李柏文書》 是目前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中國紙本書信實物標本，文書中出現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樓蘭所發現的全部文書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載的人物。學界普遍認為，《李柏文 書》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考古價值，同時也是堪與《蘭亭序》相媲美的書法藝術精品。然后，橘瑞超沿南道經若羌、和田抵達喀什。兩人會合后翻越喀喇昆侖山口進 入印度河畔的列城，歷時18個月。

第三次探險開始于1910年8月，大谷光瑞首先帶著橘瑞超游覽了歐洲各國，先后會見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中亞探險家，從他們那里得到了各種有關中亞西域的最新情況和知識。10月，橘瑞超從倫敦出發，從俄國入境至塔城，經烏魯木齊、吐魯番，再次進入樓蘭遺址，然后又從且末北上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到庫車，經喀什、和田進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達敦煌。1911年，中國國內爆發了辛亥革命，形勢發生較大的變化。大谷光瑞長時間沒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了，便決定于同年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尋找，吉川經上海、武漢、蘭州，于1911年10月5日到達敦煌，首先拍攝了洞窟。在敦煌期間，吉川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打電報尋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進行盜寶活動，在敦煌先后得到了一些寫經、文書并騙取了幾尊彩塑。

此時，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裝扮成維吾爾人向敦煌進發，在路上碰到了一位從敦煌回來的維族人，知道了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正在尋找他的消息。于是，橘瑞超急忙向敦煌趕去，于1912年1月26日到達敦煌，并與在那里的吉川會合。在敦煌他們分別從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買到一些敦煌寫本。1912年，王道士將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文物賣給了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此時，大谷光瑞一再催促他們回國，于是二人分別行動：吉川前往吐魯番，橘瑞超前往安西。

在安西，橘瑞超又收到國內電報，要求他馬上中止活動回國，于是他只好回頭，趕上吉川一起經哈密到吐魯番，吉川決定在吐魯番繼續發掘，橘瑞超則前往烏魯木齊，取道西伯利亞回國。吉川繼續在吐魯番工作，到1913年2月才離開吐魯番，經焉蓍到庫車，調查了庫木吐拉、蘇巴什等地后，又西進喀什，南下和闐，北上伊犁，最后東返烏魯木齊，經吐魯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于1914年5月至北京回國，從而結束了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的三次中國西北考察活動。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考察活動，其收獲結集為《西域考古圖譜》、《新西域記》等書。其他著作則收錄于《大谷光瑞全集》中。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探險活動，與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險隊不同。大谷探險隊的人員構成本身不是學者，更 是對考古學一竅不通，而且他們考察的范圍也過于廣泛，很大程度上是以盜寶為目的進行的，他們所發掘的東西由于沒有很好的記錄，其資料意義與價值大大降低。 比如發現《李柏文書》的橘瑞超，當時只是一個不滿20歲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對出土時的情況做記錄，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書》時，有很多疑團已無法破解。

大谷光瑞先后三次親率或派遣大谷探險隊，深入中國 西北地區探險，考察。三次探險的隊員共有十八人，歷時五年零十一個月，行程一萬八千公里，足跡遍布我國新疆、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等地四十余座城鎮的 近三百個佛跡點，其中就包括拜城克孜爾千佛洞。年輕僧人往往會雇用當地老百姓亂挖亂掘，其對遺址古跡所造成的破壞，甚至比盜墓賊還要嚴重。他們從中國帶走 了據估計達數以十萬計的珍貴文物，給中國西北地區文化遺存和古跡古物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大谷曾將藏品目錄與探險隊員的部分日記一起，發表在《新西域記》 中。

大谷探險隊的三次探險到底竊取、掠奪了我國多少文物，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不過，大谷探險隊僅第三次探險就竊取文物86箱文物，重達6731公斤，其中在吐魯番竊取的文物就有70多箱。大谷光瑞本人稱所竊取的文物“在時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種類上也多種多樣，頗為豐富”，“出土文物予以區分的話有佛典、經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書、繪畫、雕塑、染織、刺繡、古錢、印本等”。

據了解，大谷探險隊帶回日本的有庫車、拜城、庫木吐喇出土的塑造菩薩頭像。這些頭像色彩保存得很好，可謂表現了典型西域樣式的精美作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從肖爾楚克千佛洞帶回的武士頭像。他們從昭怙厘佛寺帶走的國寶級文物舍利盒外壁圖畫中所描繪的龜茲樂舞，就屬于蘇幕遮戲的一部分。《蘇幕遮》于唐代傳入中 原后，轟動京城，對中原傳統文化產生巨大沖擊，受到幾代帝王的喜愛和文人的謳歌。

在大谷探險隊掠奪的文物中，包括10具被人們習慣性稱為“木乃伊”的高昌古尸。這些古尸大多來源于距吐魯番不遠的兩個古墓地，那里是高昌王國和唐西州時期的公共墓地。1910年到1914年間，“大谷探險隊”以破壞性的方式挖開古墓，發現了這些“木乃伊”。因為在“木乃伊”身上發現了絲綢殘片，由此判斷他們生前是達官貴族。由于當時交通不發達，大谷探險隊只能用最簡單的木箱子裝上“木乃伊”，用駱駝運出新疆。

這期間，大谷光瑞于1913年還受到了孫中山的接見，并在其推薦下出任中華民國政府顧問；1914年2月，5名本愿寺僧侶被抓進京都監獄，罪名是侵吞挪用教團附屬的慈善會財團及共保財金資金。5月，大谷光瑞引咎退位，辭去法主職務。大谷光瑞第二年定居到大連，成為滿鐵公司的文化與宗教事務幕后顧問及大東亞建設審議委員會委員。

后來，大谷光瑞成為了一個狂熱的侵華支持者，是日本殖民當局奉行擴張、掠奪政策的先鋒人物。他曾出版過《滿洲國的未來》一書，直言“滿洲必須在日本的保護下培育發展”，侵略與掠奪的思想充斥全書。1938年，他針對“七七事變”后的時局，寫下《中國事變后對策》一書，極力主張擴大侵華戰爭，這本書也一度被日本關東軍高層奉為經典，要求高級將領人人研讀。1939年至1941年，大谷主編出版了《大谷光瑞興亞論叢》《大谷光瑞興亞計劃》，鼓吹“南進”論，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效力。后來，他還歷任日本近衛文麿，小磯國昭內閣參議、內閣顧問等職，力主對華采取強硬措施。

大谷探險隊三次活動的收藏品主要存放于日本神戶郊外大谷光瑞的別墅“二樂莊”，并委托一些大學教授為他整理、分類編目。其部分寄存在帝國京都博物館（后改稱京都帝室博物館、恩賜京都博物館，今為京都國立博物館）。大谷于1912年11月曾在二樂莊舉辦過收藏品展覽，1915年又將所得精品，影印刊布在《西域考古圖譜》中。1914年，大谷光瑞辭掉法主職位，其收藏品也隨之分散，一部分隨二樂莊賣給久原房之助，后來久原將所得藏品寄贈給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今藏漢城國立中央博物館。

大谷寄存在帝國京都博物館的部分，現入藏東京國立博物館。

大谷還將一部分文物賣給古董商，賺取了大量金錢。而最近橫濱這次的六件拍賣品，是屬于大谷早年轉賣出去的？還是其捐贈文物的博物館、美術館委托拍賣的？或是大谷后人拿出來的？目前還無從得知。

1915年，大谷光瑞的約20000冊漢籍，裝成250多箱，由神戶登船運抵旅順，收藏于大谷的居所里。1925年11月，大谷從滿鐵公司得到了一筆巨額資助，作為回報，他將這批漢籍中的一部分寄存于滿鐵圖書館。1925年11月，大谷光瑞因去南洋考察經費短缺，向滿鐵會社借了一批巨款，以“寄存”在滿鐵圖書館的圖書做抵押。1930年，大谷光瑞無錢償還借款，只好將這批圖書抵債，歸滿鐵大連圖書館所有，被稱為“大谷文庫”。與此同時，滿鐵圖書館也開始在大谷的指導下大量收藏漢籍，并撥出特殊經費支持這項活動。

大谷光瑞抵押給滿鐵圖書館的這批藏書，共有漢籍5000余冊，西文圖書約300冊。其中還包括日本刻本170余種，日文和漢文抄本25種。從目錄學角度來說，它們幾乎涉及中國古籍分類中的經、史、子、集、叢各部類。在180余種明清小說中，有數十種國內外孤本，其中亦不乏稀有珍本，如明刻本《警世陰陽夢》、清初刻本《后水滸傳》等，已被公認為價值連城的稀世之珍，而《醒名花》還是世上唯一完整的版本，清朝乾隆以前刻本竟達200余種。在300冊西文圖書中，多為明末清初之際來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的著作。

后來，部分旅順的藏品又運回西本愿寺，后寺廟將其捐贈給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其中就有那本《李柏文書》。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當時大谷光瑞正在大連策劃一個龐大的移民計劃，要把日本青年團10萬人移住到印度。由于日本戰敗，這項計劃也成了泡影。1946年1月5日，大谷以患膀胱腫瘤為由住進醫院。6月4日，他被中方以間諜嫌疑罪拘留。7月14日被釋放后又幾度進出醫院。1947年2月28日，大谷光瑞混上日本人遣返船只“遠州丸”回到日本，第二年病死。

新中國成立以后，收藏在滿鐵圖書館的大谷文庫中，有600多冊敦煌文獻被國家圖書館征走，其余被整體移交至大連圖書館。除了最早的250多箱漢籍，大谷光瑞在大連定居的30余年間，也一直積極配合滿鐵在中國各地不斷掠奪漢籍。以地方縣志為例，滿鐵圖書館中便收藏著1000多個縣志，幾乎涵蓋了中國所有的縣。正因如此，大連圖書館的滿鐵資料，孤本、珍本明清小說和縣志使該館得以傲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