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中山誕辰150周年的時候，我們深摯地緬懷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孫中山先生。同時，我們也深深懷念——孫中山先生的學生、助手、戰友、伴侶——宋慶齡先生。

北京后海宋慶齡故居 全國政協委員 常榮軍/攝

宋慶齡從青年時代起，就自覺地肩負歷史的責任。她在辛亥革命的尾聲中走進了革命隊伍，馬上投入孫中山領導的捍衛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斗爭，是一名名副其實的戰士；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的時候，她以積極進取的姿態迎向新的革命階段；她參與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艱苦備嘗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然后順乎歷史潮流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宋慶齡畢生為祖國的獨立富強和人民的幸福而奮斗，建樹了不朽的功勛。

在宋慶齡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的兩次重大的抉擇，是堅定的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的集中表現。

（一）在辛亥革命的尾聲中選擇了孫中山和他領導的事業

1913年夏，宋慶齡在美國威斯里安女子學院畢業。她原本打算回國度假后，返美繼續深造，將來作為一名醫生或記者為國人服務。她對辛亥革命后的祖國充滿憧憬：想象著“革命已給中國帶來了自由和平等”；而且“還進行著其他無數的改革”。然而，在宋慶齡為辛亥革命歡呼的時候，革命果實已落入了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袁世凱的手里，共和國還在搖籃中就被中外反動勢力所扼殺，辛亥革命以“二次革命”的失敗而畫上了句號。曾經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和他的許多戰友，包括宋慶齡的父母，作為袁氏政權的通緝對象，不得不避走日本。孫中山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重新積聚力量，籌劃捍衛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斗爭。宋慶齡因為探望雙親而得以會見自己崇敬的革命領袖———當時的流亡者孫中山，始則在父親的引領下協助孫中山處理文件信函，繼而接替姐姐擔任了孫中山的英文秘書，不久，即以“委身于革命”的純真和虔誠，成為孫中山的助手、戰友和伴侶。

在革命處于低潮之際，在孫中山身臨逆境的時候，宋慶齡帶著蓬勃的朝氣，帶著溫柔和深情來到他的身旁，給孫中山以莫大的慰藉和支持。在與孫中山并肩走過的十年中，頓挫大于發展，失敗多于勝利，但不論在任何艱危的情況下，宋慶齡都追隨在孫中山的左右，撫慰他的傷痛，分擔他的壓力，協助他工作……成為激勵他在失敗中奮起的動因之一。

宋慶齡在日本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的時候，形勢極為險惡：在國內，袁世凱借助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建立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并企圖復辟帝制，政治空前黑暗——“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國民處于“疑革命不足政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為”的迷惘之中。革命隊伍也發生了分裂和分化，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意見分歧或緘口不談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種種灰心，互相詬誶，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之革命團體，幾乎一蹶不振”。那位曾以謀刺攝政王的驚人舉動和“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而迷惑過不少人的汪精衛，“從容”地當了袁世凱的座上客；多年并肩戰斗的戰友黃興，也因與孫中山意見不合而遠走美國；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圖進行“三次革命”，然而終因這個黨帶有濃厚的會黨色彩而不能團聚廣大的戰友，革命瀕臨失敗。

促使宋慶齡在革命低潮中走到孫中山的旗幟之下的，是她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深摯的民族責任感以及對廣大苦難民眾的無限同情。在大洋彼岸留學的時候，她就自覺地把自己與祖國的前途命運聯系起來，認為如果忘記了祖國，“人生就失去其意義”。她雖然身處革命低潮，但對革命前途仍然充滿信心，義無反顧地投入孫中山領導的捍衛共和制度的斗爭。徹底的愛國主義同時使宋慶齡充滿了革命激情和獻身精神。她追隨孫中山，是因為“想為拯救中國出力”，在她心目中“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想幫助他”。正是在“獻身革命”的思想指導下，她毅然放棄了金錢和安逸的生活，不顧親友的反對，與流亡中的孫中山結合，跟隨孫中山為拯救中國而奮斗。在與孫中山并肩戰斗的十年間，宋慶齡對孫中山的感情也與日俱增，對孫中山產生了深摯的愛情。她在晚年給友人的信中也曾說過：“一旦我們所愛的人與我們訣別而去，那么相互愛得越深，我們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著，我內心空蕩蕩的感覺和悲傷將永遠不會消失……”

（二）在中國共產黨的危難時刻選擇了黨領導的革命事業

宋慶齡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選擇，完成于上世紀30年代初期。她在對前階段的革命理論和實踐進行總結之后，思想上發生了質的飛躍，明確宣布信仰科學社會主義，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接受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完成了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從此，她根據中國共產黨的總的戰略部署，戰斗在一條特殊的戰線上并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成為新中國的締造者之一。

孫中山逝世以后，他的事業被他的“學生”和“信徒”———國民黨右派所出賣，中國的近代化進程遭受嚴重挫折。宋慶齡憤怒、痛楚，但沒有絲毫氣餒。她忠實于愛國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的原則，繼續沿著漫長的救國之路上下求索。宋慶齡在“寧漢合流”一個月后即出訪蘇聯，先后在列寧和馬克思的故鄉旅居了四年，那里聚集著一批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學習革命經驗，錘煉革命意志的中國青年———大革命失敗后，許多著名的革命家流亡到這里，以便總結經驗，重振旗鼓。宋慶齡在旅歐的四年里，目睹了資本主義嚴重的經濟危機及伴隨產生的空前社會危機。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了使嚴酷的現實得到索解，她經常整天“沉湎于書籍之中”，除閱讀理論著作外，還大量閱讀各種報刊，包括國內出版的《新青年》及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向導》。克拉拉·蔡特金、多列士等德、法共產黨的領導人與宋慶齡時相過從。旅居德國的堅定的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幾乎每天都往訪宋慶齡，共同研究中國的政治、歷史，著重分析中國的土地———農民問題。當宋慶齡1931年夏返國時，面對的是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當時極其黑暗的政治局面和人民的苦難，加速她世界觀和政治思想的飛躍，她以全新的面目和姿態出現在國人面前。

首先，她在歐洲法西斯主義日益猖獗，而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法等對德國的侵略政策采取綏靖主義的時候，公開宣布信奉科學社會主義。她提出“目前是資本主義垂死的時代”，并且“標志了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誕生”。她從社會發展的角度闡發無產階級革命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制度帶來了毀滅它自己的階級——無產階級。”而且“取得了領導地位”，正在“領導著全世界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民——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里的工人和農民從事斗爭”。斗爭的結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誕生”。

其次，她在中國共產黨因國民黨的圍剿和“左”傾路線錯誤，使革命瀕臨失敗的形勢下，明確地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和路線。

宋慶齡以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指導來分析總結中國革命，從而正確地判斷中國革命道路以及前途等一系列問題。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她肯定“惟有以工農政策為基礎的黨才能為社會主義打下基礎，才能粉碎軍閥的勢力并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肯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她同時充分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進行，而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指出：“只有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土地革命與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國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基礎。”宋慶齡以她特有的方式和語言，表達她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其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的擁護和認同：“中國的億萬民眾———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廣大農民群眾———如果聯合起來為糧食和土地而與帝國主義及國民黨作斗爭，即是不可抗拒的。”

如同宋慶齡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選擇一樣，宋慶齡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革命低潮時期，從信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發展至信仰共產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因“左”傾路線的錯誤領導使革命瀕臨失敗的形勢下，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的。

愛國主義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宋慶齡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不斷奮進的思想基礎和原動力。對祖國的摯愛和對人民的義務感使她永不終止探索和前進的步伐。

優秀的個人品格及睿智卓識，使宋慶齡的正確選擇得以實現。宋慶齡繼承了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中所有的精華。熱愛祖國和甘于奉獻的精神，是宋慶齡優秀品格的核心。為了祖國的獨立富強和人民的解放幸福，她可以忍辱負重，毫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她的睿智卓識使她在經歷了無數曲折之后，認識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是她做出科學選擇的保證。大革命失敗后，宋慶齡曾寄希望于國民黨左派，認為它是“代表中國的工人階級，代表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團體，她希望把他們團聚起來，加以改造和整頓，重振國民黨以復興中國革命。因此她在蘇聯期間，與鄧演達、陳友仁在莫斯科籌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使其繼續領導和推進中國革命。但國民黨左派的渙散使她很快失望，終于不得不宣布“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而將目光集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群眾。

宋慶齡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重大抉擇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作為孫中山事業的繼承者和捍衛者，她的奮進成為聯接貫通不同革命時期的津梁和紐帶。她所帶來的前一革命階段的斗爭傳統以及經驗、教訓，成為新的革命階段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她把前階段的革命隊伍聚集于孫中山的旗幟之下，進行整頓和改造，并率領他們投入新的革命斗爭。她的巨大影響和感召力，成為一股巨大的凝聚力之一，使得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能夠比較順暢地獲得廣泛的認同而加速發展。

（作者為著名近代史學者、原中國文物研究所黨委書記，曾著有《宋慶齡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