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國家善本圖書—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河東先生集》(柳宗元祖籍河東即今山西運城人，故稱)，是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舊藏，后歸入著名的“天祿琳瑯” 清代皇家藏書。隨著近年來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日益火爆，“天祿琳瑯”藏書引起越來越多人關注。這部《河東先生集》可以解開有關古籍的不少歷史謎團。

善本古籍“法統”象徵

善本古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最主要載體。正因此，古往今來的統治者、社會精英，都把搜集、保存善本古籍看得很重。鼎彝文物、古籍圖書就不僅僅是文化或 物質財富，而且成為國家“法統”的象徵。在古代統治者看來，得到它們似乎就代表著得到國家政權;得到它們越多，似乎就代表著其統治地位越合法。在知識分子 看來，家藏萬卷書，勝似擁有百座城，即成語“坐擁百城”。《史記》名篇《鴻門宴》中，說劉邦攻進咸陽后，“籍吏民，封府庫”，把秦中央政府的物質財富、文 化財富都封存了，其中當然包括圖籍。從此，朝代更替之際，帝王們總是首先查封和搶奪前朝的金石書畫、圖書典籍等傳世文物。

金人攻下宋朝京城汴梁，把宋徽宗藏書樓宣和殿的圖籍、書畫劫掠一空，拉到中都城(今北京)，拿不走的扔到御苑金明池里泡湯。金朝滅亡，元人又將金朝上述 寶物移藏宮中奎章閣等處，故址大約在今北京城中心北海西岸老國家圖書館主樓一帶。明初朱元璋的大將軍徐達攻下元大都城，隨即“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等”，分 批運往首都南京。永樂遷都北京，又將這批寶物運回北京紫禁城，奉天殿(現太和殿)里有八口大龍櫥，里面裝滿了三代鼎彝，表示定鼎北京;圖書有一百柜，用十 艘大船裝載，由京杭大運河運到北京后，先藏于左順門北廊，正統六年移到特建的藏書閣“文淵閣”里，由大學士、當時文化名人楊士奇主持清點、造冊，編成文淵 閣書目。清朝統治者繼明朝入主中原，明朝內府寶藏順利到手，到乾隆時大臣們檢查內閣大庫(即明代文淵閣)，發現里面的圖書還有打著明初徐達的封條。清朝滅 亡，國寶文物、圖書典籍轉歸中華民國國有。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還不忘拉走故宮等處重要文物，也是這個原因。臺北故宮現存文物六十萬件， 其中圖書古籍、文獻檔案四十萬件。

善本集結收官之作

清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乾隆皇帝諭令內閣翰林檢閱內府藏書， 挑選宋、元、明三代精善古籍進呈御覽，在乾清宮東小院的昭仁殿設藏書閣，也是用唐代詩人張說“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典故。乾隆御筆題額：“天祿琳 瑯”。昭仁殿是康熙皇帝的寢宮。雍正起，皇帝寢宮移至養心殿。乾隆帝為表達對祖父的崇敬和紀念，把此處變為善本藏書處。“天祿”指漢代未央宮中藏書處“天 祿閣”，蕭何主持建造。“琳瑯”本指美玉，引申指珍貴圖書，恰恰出自柳宗元《答貢士沈起書》：“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瑯珪璧之寶甚厚。”因此， 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在其間又有特殊意義。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大學士于敏中等奉命編纂《天祿琳瑯書目》(前編)十卷，收書共四 百二十九部，其中宋版七十一部、金版一部、影宋抄本二十部、元版八十五部、明版二百五十二部。此時國博所藏這部《河東先生集》并不在其中。嘉慶二年(一七 九七年)，乾清宮發生火災焚毀，火災殃及東小院昭仁殿，“天祿琳瑯”藏書基本化為灰燼。當時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帝痛心疾首之馀，下令重建昭仁殿，并令大臣彭 元瑞等再輯內府珍藏善本藏于其中，編成《天祿琳瑯書目后編》二十卷，收書六百六十四部。這是古代大規模善本集結的收官之作。至此，原屬明代項元汴藏書的 《河東先生集》，被收入《天祿琳瑯書目后編。明代集部》。

風流云散“天籟閣”

古籍刻本作為印刷品，在成書之時都不是 唯一的，同一塊木刻雕版可以刷印多次。但是古籍刻本經過一代代藏書家鑒別、甄選進而收藏，最終留傳下來，就成為善本典籍了。著名藏書家在書上鈐蓋藏書印， 是其獨一無二身份的證明。國博所藏《河東先生集》，就是這樣一部獨一無二的古籍。

此書的祖本，是唐代另一位詩人劉禹錫編輯的，南宋咸淳 年間(一二六五至一二七四年)，廖瑩中主持刊刻并校正。宋版書字體工美，后人稱為“宋體”，精雕細刻，紙墨上乘，賞心悅目，乾隆時一頁宋版書價至一兩黃 金。明代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對典籍需求激增，弘治、正德時期興起翻印宋版書熱潮，嘉靖時期登峰造極。明政府曾下令嚴禁竄改舊版文字、行格，嚴格保護古籍原 貌。這部柳宗元詩文集就是嘉靖年間，號稱東吳郭云鵬“濟美堂”的刻本。

這部濟美堂版《河東先生集》上第一個藏書印，是明代著名收藏家、 畫家項元汴的“項子京家珍藏”。項元汴(一五二五至一五九○年)，字子京，號墨林、墨林居士等，浙江嘉興人，著有《墨林山人詩集》、《蕉窗九錄》。他出身 嘉興名門望族，其先祖項忠明初為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銜。父親項銓是成功商人，經營當舖，積累下巨額財富。其長兄、次兄均出仕為官，他以“歲貢”入南京國 學為太學生，父親去世后留在家中照顧母親，打理家族產業，尤以圖書、書畫收藏宏富的“天籟閣”聞名于世。至今收藏于中外各著名博物館的中國傳世書畫，例如 晉王羲之《蘭亭序》(神龍本)、《瞻近帖》、《行楷書千字文》，顧愷之《女史箴圖》，唐韓干《牧馬圖軸》、《照夜白圖卷》，韓滉《五牛圖》、懷素《自敘 帖》、《苦筍帖》，五代李唐《采薇圖》，宋蘇軾《陽羨帖》、《致夢得校秘尺牘》，米芾《清和帖》，元趙孟頫《道德經卷》、《鵲華秋色圖》等等，上面都有他 的收藏章。一時風雅之士均慕名拜訪。后來的著名“吳門”(蘇州)畫家仇英，曾為其僕人，因而得以觀摩所藏宋元名畫真跡，終成大家;寫意花鳥畫宗師陳淳是他 的老師，董其昌年輕時也在他的家做過家庭教師。

一六四五年，清兵攻陷嘉興，千夫長汪六水率兵闖入位于嘉興城南靈光坊的天籟閣，將其中珍 藏劫掠殆盡。項元汴之孫項圣謨在《三招隱圖》題跋中寫道：“禾城(嘉興)既陷，劫灰熏天，余僅孑身負母并妻子遠竄，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遺法書名 畫，與散落人間者，半為踐踏，半為灰燼。”后來到乾隆時期，這些珍藏大部分輾轉進入皇宮內府。

乾隆帝情有獨鐘

這部 《河東先生集》之所以成為“天祿琳瑯”藏書，不僅僅因為其版刻精良，還因為它是項氏“天籟閣”舊藏。乾隆皇帝是項元汴的fans，對“天籟閣”所藏古籍書 畫魂牽夢縈。在六下江南過程中，八游嘉興南湖，尋訪天籟閣舊址，痛惜天籟閣及所藏幾無所存，作詩詠道：“檇李(嘉興古名)文人數子京，閣收遺跡欲充楹。云 煙散似飄天籟，明史憐他獨掛名。”于是下旨按“天籟閣”意境，在承德避暑山莊仿造一座“天籟書屋”。書屋建成后，命內府在宮廷收藏的原項氏舊藏書畫中選出 宋米芾、元吳鎮、明唐寅書畫各一幅移藏其中。

因乾隆皇帝對項元汴舊藏情有獨鐘，濟美堂《河東先生集》被選入復建的“天祿琳瑯”藏書閣。 《天祿琳瑯書目后編》卷十八第十三頁對此書著錄如下：“《河東先生集》四函，三十二冊，唐柳宗元撰。書四十五卷，凡詩書四十三卷，《非國語》二卷;又《外 集》二卷，《龍城錄》二卷，《附錄》二卷，《集傳》二卷，后續一卷。每頁版心刻‘濟美堂’，與《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另本。檇李項氏藏本。‘項子京家 珍藏’朱文，卷首。”此書歸入“天祿琳瑯”秘藏后，就成為《欽定天祿琳瑯河東先生集》，鈐上乾隆皇帝、嘉慶皇帝藏書印鑒。每冊“天祿琳瑯”書前后副頁依次 鈐乾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和“太上皇帝之寶”朱文方印;每冊首頁上方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和嘉慶“天祿繼鑒”白文方印; 末頁上鈐“天祿琳瑯”朱文方印和“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印。《欽定天祿琳瑯河東先生集》自嘉慶二年冬始，一直存放在復建的昭仁殿內，直至晚清宣統年間。

清亡前夕被盜出宮

現存此書目錄頁被鈐上“熙彥收藏善本”藏書章，說明熙彥是繼項元汴、乾隆皇帝等之后又一位收藏者。

熙彥，字雋甫，滿洲正白旗人，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進士，后在吏部任職，擢升民政部員外郎、內閣學士。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年)任商部右參議， 不久調任農工商部左參議，后擢升為農工商部左丞、署左侍郎。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袁世凱組閣，熙彥任農工商部左大臣。清朝滅亡后，民國三年(一九一四 年)五月，擔任民國政府蒙藏院副總裁、總裁。一部在清皇宮中收藏的善本書，何故變成大臣的私人藏書呢?

從熙彥得到這部書后，將三十二冊書每一冊蓋有乾隆皇帝藏書印的扉頁換成白紙，換掉原來清宮天祿琳瑯藏書封面，而改為極普通的藍皮裝訂樣式，可知他唯恐別人知道這部書真實身份和來歷。推測他是在清政府滅亡前夕風雨飄搖之際，渾水摸魚從宮中盜出。

國家博物館善本帳本上記載，國博是在一九七三年從中國書店購得此書入藏。它是在哪一年，從熙彥家輾轉到了市場，目前尚不得而知。周覽此書滄桑聚散，只有國家強大、天下太平，民族文化遺產才能更好得到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