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6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主辦的“藝術民族志的書寫”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數十位人類學、藝術學領域的專家學者列席會議，圍繞藝術民族志的書寫、中國人類學的本土化等議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研討，旨在進一步深化藝術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論和相關問題，理清藝術民族志的寫作方式，為國內藝術人類學研究提供研究性的參照。

藝術人類學研究應樹立文化自信

從學科構建角度來看，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方李莉認為，藝術人類學是一門既新又老的學科，所謂“新”，在于藝術人類學學科的建立只有十幾年時間；所謂“老”，在于人類學家的研究從來沒有離開過藝術，早期人類學實際上主要就是利用原始民族的文化來探討人類的起源以及早期歷史。方李莉結合自己研究苗族歷史社會的經歷談到，考古學家考察遠古歷史，多是通過器物,但她去考察苗族歷史時，發現那時他們沒有任何器物，于是便將眼光投放在他們的藝術上，比如紋飾、歌舞等。“任何社會都有藝術，尤其是對于沒有文字的社會，藝術可以說是它們的表征系統，甚至是教育系統，所以，人類學者在研究這些原始著作的時候，離不開討論藝術。”方李莉強調。

徜徉在民族或藝術博物館的時候，往往會今人對那些奇異的藝術遺產興趣盎然，并通常賦予“美”或“原始”的標簽。在廈門大學教授彭兆榮看來，研究者則需超越單純的美學理念范疇，重新發現手工技藝的價值。這涉及“美”與“用”的范疇。彭兆榮認為，我國傳統的藝術遺產是“天人合一”的產物，它不同于西方式的二元“對峙律”，而是“中和律”，“美”與“用”非但不會阻絕，恰恰相反，是“美在用中”。

具體到這一學科的構建，云南師范大學副教授黃龍光從民俗學角度談到，應該發揮民俗學一貫善于對民俗細節精描細刻的學科優勢，凸顯重外在形式美學特征的藝術本位，由表及里，觀照民俗藝術背后自為操弄藝術實踐的民俗主體，總結地方或族群深層的精神審美取向，揭示民俗藝術實踐的意義世界和文化邏輯，最后對接民俗學、人類學民俗藝術研究相關理論與方法思考。

回溯歷史，藝術人類學的建立與發展，離不開老一輩學者的努力，特別是在費孝通先生的倡導和喬健先生等老一輩人類學家的支持下，在國內外人類學學者的共同推動下，中國藝術人類學會于2006年成立。在費孝通先生所提到的“文化自覺”的基礎上，喬健進一步提出文化自覺發展的觀點，他認為在認識自身文化的基礎上，走一條適合自己本身環境、資源、人文情懷的道路，這才是真正的文化發展。與會學者認為，這一理念從高級復雜文明研究出發的中國藝術人類學，與從原始簡單文明研究出發的西方藝術人類學拉開了距離，因而讓中國的藝術人類學研究有了自己的特點和出發點。

探索民族志的多樣化發展

民族志是在田野調查和參與式觀察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基礎上的寫作文本，這一寫作不僅有利于學者從本土角度建立中國自身的藝術學理論，同時也有利于通過藝術來理解和認識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價值觀念。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李修建認為，有什么樣的藝術人類學理論就會有什么樣的藝術人類學民族志寫作，以及什么樣的藝術人類學成果呈現。

近年來，藝術人類學學者們利用中國本土豐厚的民族民間藝術資源，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和相關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的學術成果。由此可見，田野調查是藝術人類學學者從事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環節。致力于戲曲研究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傅謹在出版的《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調查與研究》中談到，戲劇對于人類的意義，首先是藝術的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對于戲劇的研究，不應僅局限于劇本、音樂、戲劇作者等文本研究，還要關注表演、戲班等，這就需要大量的田野調查。

對于田野調查，喬健先生曾提出過“從實求美”的概念，他認為需具備以人為本、整體觀與跨文化研究三個基本條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麻國慶則進一步認為，應該將“從實求知”和“從實求美”兩個概念相結合，使之構成藝術民族志書寫的重要前提，如此，才能推動藝術民族志的多樣化發展。

除此之外，中山大學教授趙旭東結合西方敘事理論認為，研究或書寫藝術民族志還可以借助“夢境”的分析。他指出，從夢的分析可以看到人物內心所潛藏著的一種無法覺知的拒斥和反對，由此可以注意到人在認識外在事物上的一種先天性不足，因此通過一種扭曲和顛倒黑白的方式，反倒可以去真正把握一種真實的存在本身。在此意義上，夢也就成為理解文化存在的一條重要線索。“如果文化表達有著表層和潛層之分，那表層的文化表達自然是要簡略于潛層的文化表達。夢境的描述則成為一種可能理解藝術品制作和生產中的獨特性的一面，在其表層意象的背后可能揭示出一種并非日常形態的藝術品生產的夢境敘事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藝術民族志的書寫。”趙旭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