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聯網時代，我國政府治理水平有所提升。但總體而言，與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效能的新期待相比，還遠遠不夠。民生需求的動態化與多樣化，與政府治理的反應滯后之間形成的供需矛盾被逐漸放大。政府治理迫切需要加快“供給側改革”，樹立智慧治理觀，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智能化手段破解一些機制性問題。

多元利益訴求考驗政府治理

深秋以來，華北大部分地區多次出現重污染天氣，河北省會石家莊更是在10月全國74個城市中空氣質量排名倒數第一。為應對連續霧霾天氣，11月17日，石家莊市政府發布了《石家莊市人民政府關于開展利劍斬污行動實施方案》，從11月17日到12月31日，主城區實行機動車單雙號限行，鋼鐵等7大行業全部停產，各單位錯時上下班。

重霾之下，民眾叫苦連天，但石家莊市政府的治霾措施并沒有得到預想的掌聲。有網友表示，之前石家莊限號政策“三天一變”，這下好了，一律單雙號限行，出門更難了。因為實施方案在涉及政策出臺初衷時有一句“完成全年PM2.5濃度下降10%的考核任務極其艱難”，就有評論認為，這一舉措不免落入了政績訴求的窠臼，如果今年勉強達標，那明年是否接著限行、停產?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霧霾已成為全民公敵，但無論是公民個體，還是市場主體、政府，都有治理霧霾的責任。現代政府治理的一個根本目標就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訴求和愿望。要達到這一目標，就應在管理過程中，及時而真誠地尋求群眾的支持與配合，并深化與民互動，提高公眾參與水平。

前不久，網傳北京新的道路交通及車輛管理措施將于2017年起實施，“二環內分時段收擁堵費”的消息引發各方熱議。贊同者稱，通過征收擁堵費，可以使交通在時空分布上更均衡，系統運轉效率更高。對低收入群體來說，即便在交通便利上有所損失，還能在空氣質量上受益。而反對的聲音比比皆是。反對者稱，從限行到搖號，再到限外地車進城，政府決策一步步提高了擁車開車的門檻，但并未有效緩解堵車的壓力。一遇到問題就想收費，這是明顯的懶政思維。

石家莊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梁勇認為，對治堵等公共政策的紛爭實際上反映出政府決策和民意取向之間存在巨大的張力;同時也表明，在現實與互聯網雙重疊加的現代社會，一項涉及諸多圈層的公共政策，該不該制定、如何制定、適用性怎樣，都需要決策層加強科學論證，在系統性、協調性、可行性、有效性等方面細致考量。

政府治理面臨三大挑戰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階層利益分化明顯加劇，群眾的利益訴求日趨多元化，尤其是網絡民意的出現，對我國政府治理的傳統理念提出了全新挑戰。盡管政府治理體制正處于改革和不斷完善的階段，但在互聯網“放大鏡”作用下，政府治理思維與模式、政府職能轉變的滯后性愈發明顯。

——對治理協同性的挑戰。目前，政府部門的職能存在交叉和重疊，各部門根據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數據，各自為政，猶如一個個“信息孤島”，難以進行跨區域、跨部門的協同治理，導致社會治理成本高、效率差，造成公共信息管理機制碎片化。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劉笑盈認為，碎片化的公共信息管理機制制約了數據活力，給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造成了巨大的阻力，直接導致了辦證難、審批難和“公章旅行”等問題出現，甚至出現了各種“奇葩證明”，給政府形象造成了損害。

——對治理科學性的挑戰。政府部門在決策時，仍存在過度依賴固有經驗、特別是“慣例”的情況，缺乏在掌握數據乃至大數據基礎上的縝密分析。這種主觀化的“拍腦門”決策方式很容易導致決策缺乏科學性、系統性和全局性。

竹立家認為，現代社會治理要求政府決策跳出“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短線思維，跳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直線思維，而應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超前決策、系統決策。所以，政府部門可以依靠大數據及時掌握社會矛盾數據，充分發掘大數據在社會風險分析與預測中的巨大潛力，從“事后救火隊”變身為“事前預警機”。

——對治理多向度的挑戰。公民權利意識的崛起，意味著不再滿足于被動充當社會治理的“客體”，其通過網絡參政議政的意愿更加強烈。然而長期以來，政府治理體系中自上而下的單向度、指令化方式往往導致“好事辦不好、實事辦不實”。所以，政府應及時轉變思維，促進公民廣泛參與，協調各方利益，從單向度的管理轉為多向度的共治。

主動向智能化變革

今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從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辦事難、辦事慢、辦事繁等問題出發，簡化優化辦事流程，推進線上線下融合，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提供渠道多樣、簡便易用的政務服務。

2015年以來，河北省肅寧縣打通審批權力“堵點”，在全縣推進縣、鄉、村“三級網上審批便民服務系統”，探索通過電子表單、電子簽章、電子監察等形式改變傳統紙質審批，使權力規范運行在科技的平臺上，變“群眾跑”為“數據跑”，實現群眾80%以上的事項“不用跑、不見面、能監督”。

然而，肅寧縣在改革初期依然遇到了不少壁壘。肅寧一些干部透露，電子政務發展遇到困難，不是在技術上，而是在干部對權力的理解上。少數干部仍存在以權謀私、以權謀利等思想。例如在電子政務進鄉村的初期，一些鄉鎮干部毫不諱言：“鄉鎮是在縣與村之間起一個過渡作用，如果都網絡化，連蓋章的權力都沒有，那要我們這些干部還有什么用?”

這種情況并非特例，同樣反映在全國層面網絡應用的“政冷經熱”。近年來，我國電商下鄉發展迅速，但電子政務發展卻相對較慢。

竹立家建議，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大數據時代，政府治理也需要主動進行“供給側改革”，樹立智慧的決策觀。只有加快構建科學的大數據基礎設施，從依靠直覺與經驗決策轉變為依靠大數據決策，將心中有“數”的理念貫穿于決策和調控糾偏的全過程，才能適應群眾的新期待，更好地提供公共產品和優化公共服務。

“此外，互聯網和大數據給公眾提供了發表見解、參與社會事務和社會治理的渠道與平臺，所以，政府應積極利用互聯網等新媒介，及時掌握民意，提升公眾的話語權和參與權。”竹立家說。（半月談記者 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