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基永 博士，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提要：海上畫派與嶺南畫派，并列為近代三大畫派之一，兩者之間，畫風雖然有差別，卻在地域性，同源性上都有相似之處，本文試從歷史沿革與其他方面整理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當下發展路向的一些探討。

關鍵詞 海上畫派 嶺南畫派 真相畫報 門戶之間

海上畫派（又稱海派，上海畫派等等）與嶺南畫派，其關系之復雜，遠不止地域與畫風的差異，其中還牽涉到兩個城市之間的歷史背景問題，茲分論之。

一 上海與廣州

論者大都注意到，嶺南畫派與海派，都誕生在近代中國商業化的城市，而且與誕生時期的商業活動頻繁有關系，這就必須談到廣州與上海之間的城市地位互相消長的問題。

廣州作為清代很長時期一口通商的唯一外貿口岸，其金融中心與經濟地位，一直不可替代。中國在清代初年，在世界貿易的地位相當于今日的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與中國做生意乃是歐洲很多國家重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廣州在乾隆到道光初期，出現大量的富商和依附于外貿產業的商人，外貿鏈條也養活了大量的中產與下層市民。與此同時，還包括廣州周邊的佛山，順德，南海一帶也加入到這個鏈條的生產與城市配套之中來，所以廣州的原始積累時期很長且在歐洲人的心目中，是唯一他們認識的中國大城市，十八世紀英國人用“The Great City”（偉大之城）來形容廣州，是很能代表歐洲人的觀感。

從鴉片戰爭之后，由于開放五口通商，廣州慢慢失去它獨有的有利地位，廣州的地理位置雖然靠近南洋，卻因為這里遠離重要城市北京，甚至離中國當時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也有很大距離，所以歐洲商人在其他城市相繼開放之后，便將目光投向北方。這時候剛好上海的開埠應運而生，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上海如同成長迅速的弟弟，一下走到兄長廣州的面前，并且以驕人的壯大速度位居全國城市之首，取代廣州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城市。

藝術與文化的產生，離不開其生長的土壤，土壤越肥厚，越能吸引外來人口與文化人聚居，城市文明就此產生。廣州在原始積累時期，在行商財富的帶動下，曾經有過短暫的文化繁榮，如潘氏，伍氏家族，積累大量的藏品，還刊印各種傳播西方文化的書籍，也使廣東書畫家見到很多原來深藏在北方私人手里的法書名畫，但當時交通和信息相對閉塞，文化活動尤其是商業性的書畫創作活動并不活躍，因此未能形成書畫流派一說。

海上畫派的興起，與平定太平軍戰亂之后，上海的經濟復蘇有關，江浙一帶原本就是文化淵藪，江南文人移居上海，造成了這里文化一度極盛，以趙之謙，任熊，任伯年等為首的“前海派”就在這樣條件下誕生，這時期一個重要的環境因素就是上海能為畫家提供成名和賣畫的經濟保證。

筆者留意到，畫家的成名，在古代與近代頗有不同方式，在此時期，海派畫家的揚名，除了朋友圈之間的互相吹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當時上海有各種近代報刊，報紙上除了新聞娛樂消息外，還有各種文化資訊，其中就有書畫介紹一種。目前所見，宣統三年以前的上海報紙，經常刊載書畫家活動和潤例的，如最有名的《申報》，從光緒初年開始就一直刊登各種書畫家潤例，還有光緒末年的《時報》，《新聞報》，《笑林報》等等，都開辟有專欄，供書畫家刊登作品和廣告，這種揚名的方式，比過去書畫家僅靠師友間互相吹捧要快捷和廣泛得多，無疑更加受藝術家的歡迎。

廣州原本是近代報刊業最早開創的地方，這里產生過中國最早的報紙，但廣州的媒體，刊登書畫潤例時間比上海要晚，我們所見比較早的廣東媒體如《時事畫報》，由高劍父和潘達微等創辦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比《申報》刊載書畫潤例的同治十三年（1874）晚了整三十年，而這三十年間，上海由畫家自己推銷的模式，到發展成由中介，即箋扇莊等店鋪承辦書畫訂制作品的銷售模式已經發展得很完備了。

二 嶺南派的上海情結

由上述史實，我們不難理解到下面發生的一些嶺南畫家北飄的心理因素。

研究嶺南畫派史者，都喜歡提到高劍父兄弟在民國元年（1912）到上海創辦審美書館，發行《真相畫報》一事。陶喻之氏更指出：

嶺南畫派形成后的前二十年，其創業者藝術活動，社交關系與美術創作都集中于上海。高劍父夫婦僑居于虹口北四川路祥順里等兩處住宅，高夫人宋銘黃為當年設于粵人聚居虹口的啟秀女中幼稚園保育員，1927年6月2日，《申報》刊登高劍父致印度文豪泰戈爾函，擬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寓所籌辦“東方國際美術協會”，甚至高劍父傳世唯一描繪上海景物的畫作《東戰場的烈焰》也是反映其虹口舊居毀于“一二八事變”日軍戰火的真實歷史題材，至此，高劍父才徹底結束上海旅居生涯回歸嶺南。[陶喻之 《海上畫派與嶺南畫派早期比較論綱》，載《海上潮 嶺南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

若歷史容許假設，則日軍不入侵上海，高劍父也許就在虹口繼續過著他的藝術家生活，嶺南畫派的歷史甚或會改寫。

至于嶺南派的另一重要人物高奇峰，更加與上海關系密切，除前揭他在民國初年居住上海之外，1933年，高奇峰在上海大華醫院病逝，并在中國殯儀館公祭，出席者有蔡元培，陳樹人，葉恭綽，吳鐵城等各界政要。[ 《申報》1933年12月8日報道]

嶺南畫派早期倡導者之所以選擇上海作為長期居住與藝術創作地，其原因正如第一節所言，當時的上海，其經濟地位在中國各城市之上，又是中國最具有現代化城市的模范，高劍父與高奇峰的日本教育背景，

使他們對與日本大城市很接近的上海更有共鳴，并且這里可以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讓他們從事各自藝術的推廣。

其實選擇在上海發展的并不止二高一陳，連他們的第二代傳人，也經常選擇上海作為發展地，如高奇峰的得意女弟子，南海熊氏璧雙，耀雙，佩雙三姐妹于1936年在大新公司四樓西部舉行畫展，熊氏三姐妹出身富家，都畢業于香港大學，師從高奇峰。這次展覽由教育部派往歐美考察教育，出國前特意在上海展覽一次，并且引得蔡元培先生到場致賀，并與熊氏三姐妹合影留念。[ 《申報》1936年10月15日報道]可見在老師的影響下，嶺南派第二代仍有濃厚的上海情結。

三 嶺南派與海派的異同

嶺南畫派與海派的相同之處，論者已經多有闡述，例如兩者作品中的生活趣味相同，這與彼此之間要適應市民審美有關，又如兩者之間都受到外來元素，尤其是日本美術影響，也是很多論者關注的重點。

筆者認為，嶺南派之所以異于海派，最重要的一點，是嶺南派至今為止，仍然是一個門戶之見濃厚的流派，不管其倡導者是如何地以“革命”藝術家自居，這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嶺南畫派這個詞，在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一生之中都沒有被提起過，他們自稱“折衷派”，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才由關山月等提倡稱為“嶺南畫派”，嶺南派的一個重要特點，不是講藝術共性，而是像禪宗和尚那樣見面先問“宗風嗣阿誰”，所以今日以“嶺南畫派”畫家自居者，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即屬于二高一陳的學生或徒子徒孫教授出來的，筆者姑且稱為嫡系，又或者是以描摹嶺南畫家風格為擅長的，筆者姑且稱為私淑系。兩者之中，前者因為有血緣的關系，地位比較高，并且也走出了不少成功的畫家，中青年一代，如旅居加拿大的何百里，至今活躍廣東畫壇的李勁坤等，因為他們的血緣比較親，所以也容易在得到認同之后，逐漸形成自己風格。反而私淑系的畫家，由于僅以描摹嶺南派作品為能事，受他人影響過重，極少出現有影響作品。

反觀海派，由于其風格并不定于一尊，所以海派的概念更加廣泛，從藝術上講，很難概括其面貌的多元性，海派畫家中有固守傳統的，如吳湖帆，黃賓虹，也有入古出新，如程璋等，這種多面性復雜性是嶺南畫派所不具備的。

四 嶺南派發展問題

嶺南畫派往何處去，這是一個被經常提出且無法確切回答的問題。

筆者忝列嶺南畫派的其中一員，對于嶺南派的存亡，當然有一定程度的關切，然而從嶺南畫派的先天條件看，要長時間延續，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前面已經說到，嶺南畫派具有門戶性強的特色，其實這與高劍父本人的教學理念倒是沒有關系。

我們現在能掌握到的春睡畫院教學模式與教材資料很少。筆者曾經問過先師黎雄才先生與高劍父后期弟子黎明先生，他們回憶，高劍父的教學法大致為鉛筆，水彩，素描，寫生，然后才是日本畫法等等，并不過分強調要臨摹高師作品，所以我們今日看春睡畫院能培養出很多重要畫家，像早期的方人定，黎雄才，關山月，晚期的楊善深，黎明等，面貌并不完全一致。

高奇峰的學生以趙少昂為代表，趙氏得名早，享壽長，以香港為教學基地，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徒子徒孫，這是當今嶺南畫派在海外有巨大影響的群體重要組成之一。

嶺南派之所以能成派，其緣起當然要追溯到抗戰前，與廣東國畫研究會的門戶之爭，這次討論，使雙方結成了對壘的陣營，筆者已經指出過，其實兩派之間并沒有不可跨越的壕溝，雙方陣營中都有交錯友朋出現，甚至國畫會成員很多與高劍父都是同門。但這次論爭，使折衷派成員們有更強烈的門派和自我保護意識，論爭的長遠結果，是促成關山月等在五十年代末正式提出“嶺南畫派”概念，又由于關山月黎雄才與趙少昂，楊善深等人的私人友誼關系，粵港兩地的嶺南派畫人得以長期互相來往，使這種門派之別不是減弱反而加強了。在臺灣地區，由于歐豪年等趙氏學生的影響，嶺南派也大有市場。

海外中國畫壇本來就很小，而早期的華僑，大部分為廣東人，這就使嶺南派畫家尤其是趙少昂的學生有大量的認受市場，所以在海外華人聚居地，只要標榜自己是嶺南畫派傳人，不管是嫡系還是私淑，自然有跟隨者歡迎，筆者多年來周游歐美，更加深了這種認識。這種自我標簽帶來的教學與市場效應，是其他門派所遠遠比不上的。

至于說嶺南畫派向何處走，這是筆者所無法預測的。一個流派，始終會經歷興起，發展與衰亡時期，天行有常，是自然規律。嶺南派的興起，與市場有關，與城市發展有關，更與近代政治有關。反觀今日的嶺南派中人，除少數能獨張一軍者外，墨守老師成法的居多。當年居廉弟子以調汁弄粉為能事，已經受到畫壇批評為“居毒”，今日嶺南派不少畫家，也以描摹師尊為榮，不被稱作“嶺毒”，已是深幸。

提出“嶺南畫派已經消亡”的與倡導“后嶺南”的也頗不乏人。愚以為，嶺南派之興起與消亡，并不在于是否有人以此自居，筆者曾問當今嶺南派的掌門之一，黎雄才早期弟子陳金章先生，某個著名人物畫家早年曾經上過高劍父的課，他是否承認自己是嶺南派中人？陳先生神秘地一笑，說“有他好處的時候他出來承認自己是嶺南派人，沒好處的時候他只說是徐悲鴻學生”，這句話非常經典，將很多自稱嶺南派的認同原因概括出來了。至于畫派今后的消長，則非區區能論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