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一場洋洋灑灑的大雪，給石峁遺址蓋了一層灰白的冬衣，使這個原本就很有氣勢的石頭上的王國更顯宏闊。

石峁自2011年橫空出世后，一直是考古界關注的焦點，2016年，因為甕城、內外城墻以及墻體上的壁畫、大型墓地、銅器及鑄造銅器的石范等重要發現，它再一次刷新了大家對于中華文明起源的認知。

打擂、對話

2016年一整年，考古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石家河、石峁、陶寺、良渚、二里頭等與“最早的中國”緊密相關的幾個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在不同的大會上被頻繁地放到一起進行對比。

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可：新石器時代的最后五百年，整個東亞大陸新的社會形態、文明和國家已經興起。而這四個文化無疑是這個時段中最重要的代表，它們的此消彼長、相互影響是那個時段的主旋律。于是就有了兩場考古學術擂臺賽：陶寺對二里頭，石峁對良渚。

說起良渚文化，從1936年施昕更為遺址命名算起，已經80年過去了；即使從1986年在反山、瑤山遺址中，發現代表良渚文化統一信仰的神徽“神人獸面紋”算起，也30年過去了。2016年，關于它，有了令人心潮澎湃的新發現。長江以北60公里處的蔣莊遺址，有230多座墓葬，是發現墓葬數量最多、最密集、葬具豐富、排列整齊的良渚遺址之一，更難得的是有很多人骨、棺槨保存完好。

江浙的土壤條件不好，極少發現人骨。2016年，浙江文物考古所的考古人員在卞家山的古河道里發現了非正常死亡者的人骨，這說明在良渚文化晚期曾經發生過嚴重的暴力事件。同位素分析顯示，這些遺骨中有兩個人的主食是小米等碳四植物，而良渚人的主食是大米，是碳三植物，說明這里當時也有外來人口。

良渚文化算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核心的成果，它不僅構成了長江下游邦國文明形成的關鍵證據，而且也為證實多元一體的中華五千年文明，概括出中華文明形成的標志與特點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四川成都，還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對話——“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青銅對話”。古蜀文明是長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代表，今年亦是三星堆大型商代祭祀坑發掘30周年的日子。三星堆遺址的考古遺存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至春秋前期，有兩千年之久，反映了從原始社會的解體到文明的誕生、發展至衰落的全過程。它的神像、面具、神樹都是對中原青銅文明的創新性吸納，是具有本土文化基因的長江流域居民，吸納中原青銅冶鑄技術之后，鑄造出的符合自己精神信仰、生活傳統與獨特審美的祭祀禮器。來自黃河流域的司母辛鼎與來自長江流域的大禾人面紋方鼎、象紋大銅鐃出現在同一個對話場景中，確實可以說明中國青銅時代所達到的高度。

石破天驚

在2016年的考古發現中，不得不提的是湖北的石家河遺址。它的面積約為120萬平方米，距今6500年即開始有人類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達到鼎盛時期，是長江中游地區已知的，分布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續時間最長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而早在今年年初，石家河新出土玉器的消息就在網上廣泛流傳。2016年，在譚家嶺遺址，考古人員又發現了面積20余萬平方米的城址。該城始筑年代比此前考古揭示的年代提前至距今5000年左右，也處于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期。而密集出土的虎形玉冠飾、玉虎、玉鷹、雙人連體頭像玉玦、羽冠持鉞人物像等，都顯示著它與中原文明千絲萬縷的聯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勤認為，大量精美玉器的涌現、甕棺葬的流行、龍山文化因素的增加，意味著當時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和文化轉型，南北文化認同在那時初步形成。良渚文明衰落后，以石峁城址、陶寺城址、石家河城址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相繼出現，使文明又達到了新的高度。

此外，河南洛陽市發現的曹魏時期的高等級貴族墓葬，或許又將引發新一輪的關于墓主人的爭論；上海博物館發布的青龍鎮考古發掘成果，因為地標性建筑隆平寺塔的塔基、塔底保存完整的地宮的發現，成為實證千年上海城鎮發展的寶貴資料；陜西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被認為與文獻所記載的秦漢時期國家最高的祭天儀式有關，這也標志著考古人一直探尋的雍城郊外的固定祭祀功能區“皇家祭天臺”或許有了實證……

1926年10月，李濟與袁復禮來到距仰韶遺址不足100公里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了中國學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如今90年過去了，在考古的硬件方面我們確實已經飛速發展，翻天覆地；但在重建上古史方面，我們的進展依然是緩慢的；好在，每一步都是堅實的。畢竟目前中國考古學揭示出的年代早于夏代的文明碰撞，稱得上是波瀾壯闊，雖然還缺少文字的說明，卻也雄辯地證明著文明的醞釀曾經如此充分飽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