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琳·杜馬斯1953年生于南非開普敦，母親是家庭主婦，父親是釀酒師，由于長期酗酒，在杜馬斯12歲的時候死于肝病。講南非荷蘭語的杜馬斯從小就耳濡目染地接觸南非種族隔離文化，雖然童年就喜愛攝影和漫畫，但成長的環境非常閉塞。70年代她開始在開普敦大學麥克里斯藝術學院學習繪畫，嘗試用不同的藝術手法來展現人類形態的復雜性。由于接受了荷蘭藝術家經營的藝術工作機構提供的獎學金，杜馬斯于1976年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并在那里充分體驗世界藝術。敏感的政治話題在國際藝術圈非常盛行，荷蘭作為殖民主義專政的最后堡壘，杜馬斯的南非身份使她深受其苦。和威廉·肯特里奇一樣，杜馬斯在她的作品中呈現出一種異國集體罪惡感和個人憤怒的救贖，并且加入了女權主義色彩。

杜馬斯早期的作品，常常將剪切過的圖片和文字粗糙地拼貼在一起，探索影像與拼貼畫及文字之間的關系。1984年，她從概念研究轉向傳統人物畫的創作。從此，杜馬斯真正開始了她多產的職業創作生涯，她著名的肖像、裸體油畫和水彩畫就此誕生了，雖然杜馬斯已經接受了人物畫的常規創作手法，但她作品的內容卻常常探索性、社會認同等非常規的主題，作品題材十分廣泛，包含恐怖分子、家庭成員和身體暴力的受害者，一些正受威脅的嬰兒的臉龐及僵尸新娘的身體等等，喚起了人們對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頹廢的象征主義的思考。粗重的線條、中性的色彩，極少的修飾，不提供觀眾任何安慰，她破壞圖像最根本的敘事、交流功能，剝下美好的外衣，挑起了人們的困惑和恐懼，從而凸現了一種自我的符號性。《茱莉》（1985年）是一幅迫近視角的肖像畫，畫面只有眼睛和嘴唇顯示出性別特征，其他部分完全浸沒在大片濃重而深沉的紅色系中，既象征了女性性別，也象征著激情、本能、暴力、流血。她在1993年說：“如果說繪畫是一種精神錯亂的女性疾病，那么所有女性都是瘋狂的畫家，所有男性畫家都是女性。” 她的筆觸有一種自覺地對女性命運，世界和死亡的疑問。一幅名為《丈量你自己的墳墓》（2008年）的畫中，有一個懸空彎曲的男人，他的雙手伸到畫布邊緣，雙腳卻夠不著地面。杜馬斯在一次解說中稱畫的標題是對她藝術的一個比喻。“畫布就像是畫中人物的棺材。我畫中所有的人物似乎都在和他們被畫這個事實做斗爭。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很好地呼吸過。”馬琳·杜馬斯意圖創造生命和死亡的幻想，質疑我們習以為常的視覺和心理定式，表達一種超越現實的不安情緒。她的畫中人物在與棺材的瘋狂抗爭中獲得永恒。

杜馬斯一直都把攝影圖片作為創作題材的來源，她從一份不斷充實的含有個人快照、偏振攝影以及成千上萬從雜志、報紙上獲取來的圖片的文檔中找尋其創作靈感。有時，她可能會修剪一下原始圖片，聚焦于攝影背景中的人物；有時，她可能會調整顏色，使用其個性化的灰色、藍色、紅色調色盤。將架上藝術和其他藝術的形式巧妙地結合起來，使自己的藝術思想貫穿其中。雖然照相寫實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大行其道，但是杜馬斯卻將這種方式換了一種手法表現。一件繪畫作品絕不會是對攝影圖片的直白翻譯，在《死去的瑪麗蓮》（2008年）中，一張瑪麗蓮·夢露斑駁的照片，浮腫的面容，死亡的荒誕遠景，涂污的白色和藍綠色使主人翁的臉更加突出，杜馬斯對瑪麗蓮·夢露圖片的處理表現了原始作品之外的幾層意義，她說，“二手形象”也可以產生“第一手的感情”。在杜馬斯看來，攝影只是畫家的一種輔助手段，所以在她的作品中人們不會看到孤獨冷漠的模特，看到的是一張張扭曲變形、充滿深意的面孔。她用影像復制出現實世界的表象，其最終指向的卻是人們的內心世界。

杜馬斯以她強烈而簡潔的色彩語言、獨特而真實的女性身份介入到藝術領域，她曾說：“藝術不只制造出美麗，我制造粗陋，或許我不懂得美麗的含義。”這無疑會引導人們以新的審美角度去理解傳統觀念中的社會意識和人們的精神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