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史中，王維生平思想的分期，被簡單化地用張九齡罷相為界分為前期與后期，進而又有前期樂觀浪漫而作激憤詩邊塞詩、后期熱情全為禪吞噬而作山水詩等說法云云。其實，只要稍稍靜下心來細讀王維作品，就會發現這是不準確的。王維前期就積極入世嗎？王維21歲被貶濟州，直至35歲知遇賢相，十四五年間近乎銷聲匿跡，多賦閑隱居，這顯然不可用“積極”來解釋。王維在張九齡罷相后就消極一蹶不振了嗎？這更是誤判。然而，學界則多有這樣的認定。

開元二十五年（737）夏，張九齡貶荊州。王維寄詩張相云：“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方將與農圃，藝植老丘園。目盡南飛雁，何由寄一言。”（《寄荊州張丞相》）詩中確有意欲退隱的消極情緒。這可能就是界定王維在張九齡罷相后一蹶不振的依據吧。但是，詩中有此想法，不等于現實中就真是如此。根據歷史記載，張九齡罷相后，王維曾三次受命出使，這可以作為判定王維在張九齡罷相后沒有一蹶不振的重要史料。

王維的第一次出使，是在張九齡被貶荊州后不久。張九齡夏天被貶，王維是年秋出使西北。關于王維此次出使的時間，學界基本上沒有異議。清人趙殿成《右丞年譜》曰：“開元二十五年丁丑，（王維）為監察御史，在河西節度幕中。”張清華《王維年譜》和陳鐵民《王維年譜》，都認可這個說法。而在王維出使的緣由上，則多認為是由于張九齡罷相，王維政治上受排擠、受牽連，或者為避難。張九齡外放，王維在詩中表現出隱退的意思，這是實情，但也不是非去邊地才是避難也才可避難的。勞軍歷來都是朝廷重臣或者皇帝親信的工作，王維出使西北勞軍，顯然不能誤讀為加害性質的“支出”或“左遷”，反倒可以理解為朝廷的一種信任與重用。王維出使時期的詩寫得意氣風發，氣勢超邁，正是對這種信任的回報。

王維的第二次出使，是在開元二十八年（740），他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知南選。殿中侍御史官階不高，但職權不小，掌殿廷供奉之儀式及京畿糾劾。唐政府的“南選”是件很嚴肅的事情，朝廷派員知南選，也是件很慎重的事情。王維能夠去銓選，是其積極有為的勝出。王維“知南選”，估計行程約為一百天，雖然沒有多少存詩可以細讀，但從其行蹤看，作為“欽差大臣”的詩人，完全沉浸于精神愉悅中，而有《漢江臨眺》可以為證。

王維第三次是出使榆林、新秦兩郡。天寶六年（747），王維遷為庫部員外郎，從門下省轉兵部，主管武庫等事。關于此行，史焉不詳，王維自己也沒有什么詩以紀行，似是一次考察性質的問邊。

王維的三次出使，皆發生在張九齡罷相之后，亦即其人生與思想的“后期”，這說明張九齡罷相后，王維非但沒有一蹶不振，反而一直在政府中樞工作，其官階也穩步上升。王維后期詩也沒有完全逃避現實，王維十八九歲時就有了《老將行》等一批邊塞詩，而其最能夠表現盛唐氣象、也最有思想境界的邊塞詩則寫作于后期。其寫于出使西北時的如《使至塞上》《出塞作》《隴西行》《隴頭吟》等，洋溢著強烈的英雄主義意識和樂觀主義精神，表現出超強的功名自信心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一掃其早期邊塞詩的哀怨與沉郁。王維寫作于天寶年間的邊塞詩，皆是官居長安而以送別詩為觸發，如《送張判官赴河西》《送平澹然判官》《送劉司直赴安西》《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送韋評事》以及《送魏郡李太守赴任》《送陸員外》等，“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更是充滿了自豪感與幸福感。晚年的王維半官半隱，忽官忽隱，即便是其丁憂隱居輞川，甚至是陷賊后復出，其詩也不是一味消極。

文學史簡單化地將王維一生界定為前期積極后期消極，是一種誤判。這種以張九齡被罷為界的分法，是缺乏充足根據的。

（作者系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