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國畫院成立時首批60余位畫師合影

1956年，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首先在北京與上海兩地籌備兩家中國畫院。這在當時，是振興中國民族繪畫事業的大事，也是對當時眾多生活無以為繼的中國畫家的關愛，由國家來養畫家，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1960年夏秋之交，上海中國畫院剛成立不久，我正就讀于上海大同中學。剛上完高二的課程，我便接到了學校的通知，要我去上海中國畫院報到。后來我才知道，畫院有位老畫家鄭慕康曾經來過大同中學看過我的畫，故我才有幸被選中，進入畫院學藝。對我而言，這仿佛是天大的喜訊。因我自小喜歡畫，在學校時幾乎盼望著每天都有美術課；而如今能進畫院，圓了我兒時天天畫畫的夢想。

畫院當時坐落在汾陽路150號，那是一棟帶有花園的三層白色洋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曾是國民黨將領白崇禧的公館），從北側大門進去，沿著環形的大理石樓梯拾階而上，連接著畫院的二樓。二樓有東、中、西三個廳，四壁掛著的均是畫院名師的大幅佳作：有賀天健、謝稚柳、樊少云先生的山水；有王個簃、唐云、江寒汀先生的花鳥；有沈尹默、王福廠、張叔通、郭紹虞先生的書法；程十發先生畫的毛主席半身像被布置在東廳的中央。畫院的三樓則是院長室和大創作室，我們經常看到老畫家們在那里潑墨揮毫創作大幅作品。而我們幾個學員被安排在底樓南面的一條長廊里。窗外翠竹桃李，陽光和煦，在如此優雅和美的環境里，我們用功深造，度過了難忘的三年時光。

1960年12月29日，畫院首批學員舉行了隆重的拜師儀式。經畫院教務委員會決定：陸一飛、邱陶峰分別拜吳湖帆、賀天健為師學習山水；吳玉梅拜唐云為師學習花鳥；汪大文和我拜樊少云、程十發為師學習山水和人物畫。除了學員各自的專業課程外，畫院還安排我們學習共同課目：請張大壯先生教授花鳥；請陸儼少、俞子才先生教習山水；來楚生先生教我們篆刻；周煉霞、沈邁士先生教詩詞……現在回想起來，正如拜師典禮上文化局領導所說：“你們是幸福的，你們今天是畫院的學員，國畫事業的接班人。你們在一流的環境中，跟從的是一流的老師，你們應該是一流的學生，將來也應成為第一流的畫家，努力攀登中國民族繪畫藝術的高峰。”畫院推出的“開宗明義”文獻展中陳列了畫院成立時首批60余位畫師大幅合影，他們大都是身懷絕技的國畫書法大家，我看了之后備感親切，腦中不時回憶起他們的音容笑貌、謙虛的品格、平和的儀態。

記得那是1961年的一天，我在陸一飛的畫室前與吳湖帆先生不期而遇。正當我不知所措之時，陸一飛向老師介紹起了我，說我叫毛國倫，是樊少云的學生。吳湖帆先生聽后馬上說道：“樊少云也是我的老師。”這一句話我印象極深，是被吳湖帆先生這種謙遜的品格所感染，至今記憶猶新。

又記得當年張大壯先生住在上海南市老西門（今黃浦區）附近，而我住在小西門東首，每年過年過節他便會來我家敘談，常常給我以藝術上的指點。后來我結婚時，他又特別為我畫了兩幅花鳥小品道賀，這兩幅畫自1972年起就一直掛在我的臥室里。

畫師朱梅邨先生也曾跟隨樊少云先生學過山水，同門之誼，便一直稱我為“小毛弟”。1972年他赴三峽寫生，不慎在巴東跌斷了腿，我受畫院委派和朱梅邨的兒子專程赴巴東接他回滬療傷。后來他傷愈了，專程提了兩盒杏花樓的月餅，要來我家表示謝意。當時我家住在楊浦，朱梅邨先生要轉多次公交才能到達。他一到我家時，我們家里人都記得他用蘇州口音說：“小毛弟，您怎么住得這么遠啊？！”每每想到這個場景，至今都令我懷念。

還有一次，畫院畫師赴江蘇宋文治藝術館參觀。午后我們幾個年輕人閑逛，無意中走進了朱屺瞻先生的休息室。朱老年事已高，當時工作人員責怪我們的冒失，影響了老先生的休息。 但朱老馬上和緩地說：“這些都是我的同事，沒有關系的。”一句寬慰，即刻化解了尷尬。

白蕉先生也是一位我十分崇敬的書法大家。1964年我曾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代訓班學習。白蕉先生是當時美校的書法老師。那年我買了一些三尺大小的皮紙，便拿了十余張讓白蕉先生試筆。沒成想過了幾天，他回贈給我一張三尺對開的書法作品，令我激動不已。

這些老畫師們待人接物的風度，是其豐富學養、為人品格的真摯體現，對當時年輕的我啟發頗深。

1964年，由富華帶隊，我和王個簃、來楚生、周錬霞先生等一同赴寶山羅店深入生活。歸來后，擅長花卉畫的王個簃先生畫起了人物創作。他畫了兩個噴灑農藥的女社員，而我幫助在人物造型上稍調了一下。待畫作完成后，王個簃先生一定要在畫上注明“得毛國倫同志助力”。論輩分，大概因為我是程十發先生的弟子，屬于他的孫輩；所以王個簃先生說他與我有一份特殊的情誼。他為我寫過多幅書法，刻過多方印章，也經常給我藝術上的指導與鼓勵。畫院前輩們對我們學員的栽培和關心的例子不勝枚舉，這是我們后學要永遠記取的。

最后講一講我的恩師——程十發先生。程十發先生通過他的言傳身教，對我數十年的繪畫生涯都有著極重要的影響，一是他一再強調中國畫的民族性，他說：“我們民族自己的東西是主要的”“中國畫要有民族性、時代性”“畫一張畫，要有民族自己的東西，要吸收外來的東西為我們的民族所用，而不能化出去。”二來，他又注重中國畫創作的筆法，“民族繪畫的結晶是筆法”“筆法是一切法之靈魂”，他認為“要用筆法來傳神，有了筆法就是有了最根本的技法”“所謂傳統就是用筆、用墨、筆中有墨、墨中有筆”。程十發先生曾在畫院人物山水畫工作室的開學典禮上說道：“中國畫離開了筆法還有什么東西呢？”三者，他主張“真與妙的統一”，既不要真而不妙，也不要妙而不真，這和齊白石所說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有異曲同工的意味。四是，程十發主張“一生追求不一樣”。要求學生能在創作實踐過程中創立自己的面目，這也是他辦院的理念。確實在中國畫的教學與創作上，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普遍地有著筆墨讓位于形象的現象。在1980年代后，中國畫壇又有著形式重于筆墨的傾向。畫院的老理論家邵洛羊先生說：“中國畫美就美在筆墨。”丟掉了筆墨的中國畫還有什么內涵可言。程十發也認為：“我們現在的繪畫從生活題材上來說比古人豐富得多了，但不少同道丟失了這主要的東西，這主要的東西就是指迷人而生動的筆力，也就是筆墨。”

畫院最早受聘為畫師的69位前輩，如今僅陳佩秋先生還健在。畫院最早培養的學員當中，當時最年幼的我如今也已年逾古稀。正如程十發先生說的，中國畫事業要一代接一代地傳遞下去，要出人才、出作品。畫院始終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其初立階段，就注重中國書畫的業余輔導。1984年程十發先生任院長后，又創辦了上海中國畫院業余進修夜校，設立程十發、方增先兩個人物班，胡若思山水班，胡問遂書法班等。從2001年開始，畫院又開辦了中國畫高級研修班。上海中國畫院一直秉承著培養優秀美術人才的辦院宗旨，為培養中國畫人才而不斷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