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女士們、先生們、嘉賓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新年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這里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同時我也要祝賀第一屆中國金融創新發展高峰論壇的召開，我感到非常榮幸能夠應邀來做主題演講。大會組織者要我談的題目是新結構經濟學在“一帶一路”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創新對于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這個題目非常大，時間有限，我只講三點。

第一，我想跟各位介紹一下什么是新結構經濟。第二，我想談談從新結構經濟學來看“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的重要性，最后來談談金融創新怎么來支持“一帶一路”的建設跟全球的經濟發展。

我們知道經濟發展表現的是每個人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要提高每個人的收入水平，他的物質基礎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有賴于在現有的產業上面技術不斷創新，每個勞動者可以生產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好。另外也要有不斷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我們可以把勞動力從舊的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配置到新的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上面。就這樣勞動生產力水平才能夠不斷提高。

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也要不斷地完善電力交通基礎設施，同時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要不斷完善法律和各種制度，這樣才能降低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交易漏洞。

總的來講，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環境不斷變化的結構變遷過程。所謂新結構經濟學，是想用新古典的方式來研究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這個變遷的決定因素是什么，以及這樣的結構變遷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按照一般現代經濟學的運營方式，我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結構變遷，應該稱為結構經濟學，就像用新古典方法來研究農業叫農業經濟學，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經濟學。為什么把它稱為新結構經濟學呢？因為發展經濟學，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的時候，有一個學派叫做結構學派，為了區分于我的研究跟結構主義的不同，所以叫做新結構經濟學。這樣也有前例，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思開使用新古典方法來研究制度跟制度變遷的時候，本來應該取名為制度經濟學，但是因為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有一個自主學派，為了區分于自主學派，所以叫做新制度經濟學。我想新結構經濟學的新是為了區分于原來的結構主義。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認為，一個國家在每個時點上面的技術、產業、基礎設施、支柱結構是決定這個國家在那個時點上要素稟賦的結構。所謂要素稟賦大家知道，按照經濟學家來說有三種要素，一個是勞動力、一個是自然資源、一個是資本。這些要素稟賦在一個給定時間上面，是不變的，不同的發展程度的國家這些要素稟賦會有相對不同的豐富程度。比如一般發展中國家，資本一定是短缺的，相對比較多的是勞動力或是自然資源。發達國家的資本是相對豐富的，相對短缺的一般是勞動力或是自然資源。

這個要素稟賦它的相對豐富程度，就會決定這些要素的相對價值。總的來講，在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相對便宜，就會在資本或是技術上面用比較密集的技術的資本來生產或是進入到資本比較密集性的產業上面，要素生產成本最低會最有競爭力，也就是他會在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跟技術上面占優勢。

反過來說，一般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相對昂貴，勞動力相對豐富，相對便宜，發展中國家就會在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另外在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的國家，同樣的，他就會在資源密集型的產業上面有比較優勢。

如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他的產業跟技術都符合他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話，那他會有最大競爭力，這樣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應該稱為是這個國家最優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當然我們研究經濟發展是要不斷提高每個人的收入水平，如果要提高收入水平的話，就要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話就要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必須從資本相對短缺的技術和產業，逐漸往資本相對豐富的技術或產業去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

當然在發展過程當中，隨著資本、技術的密集性的提高，它的產業規模擴大，它的軟硬基礎設施也比較要完善，這是可以從新結構經濟學切入點讀出來的結論。

既然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水平是我們經濟發展的目標，如果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須從勞動力比較密集或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進入到資本技術比較密集的產業，怎么樣推動這樣一個經濟的發展呢，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個時點的時候，都充分利用它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跟技術。因為如果能這樣做的話，他的經濟會有最大競爭力，能夠創造最多的剩余，有了剩余就能進行資本積累。如果他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充分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跟產業的話，那么他的資本回報率會最高，所以不僅有最大的剩余可以積累，而且積累的積極性最高。這樣的話要素稟賦結構提升的速度就會最高，產業技術升級的速度會最快，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也最快。

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這是一個經濟學家考慮的，對于企業家關心的是在市場當中他的盈利水平。怎么樣讓一個企業家會自發地按照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跟技術，那么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這個國家這個經濟里面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值，能夠充分的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我們知道到目的為止只有一種制度安排能夠實現這個目標，也就是必須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如果比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的價值將會相對高，勞動力價格相對低，這樣就會引導企業家去選擇勞動力比較密集的技術，進入到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

反過來，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變得相對豐富，勞動力變得相對短缺，這種情況之下資金的價格變得相對低，同時勞動力價格變得相對高，企業家就會采用資本相對豐富的技術來生產，就像現在國內很多地方，隨著工資的上漲，都用自動化，用機器人來代替勞動者一樣。并且進入到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首先必須有一個競爭的市場價值制度安排。

經濟發展不是資源的靜態配置，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必須有不斷的技術創新，也必須有不斷的產業升級。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時候，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要承擔比后來者更多的風險，并且第一個吃螃蟹的先行者是不是成功，還決定于各種硬的基礎設施跟軟的制度安排，不是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而萬沙。對于先行者必須給他一個激勵的補償，并且也必須來尋找各種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只有有為的政府才能干實事，經濟要發展高的話，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來看，一方面必須有一個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同時也必須有一個能夠給申請者提供激勵補償，并且幫助申請者來完善各種軟硬基礎設施，具有這兩個制度安排同時發揮作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經濟才會發展得更好。

新結構經濟學作為新的理論，當然是來自于我們對現實經濟生活當中的現場觀察。我們可以來回顧，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當時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社會，資本非常短缺，但是我們推行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這樣的發展戰略讓我們在一窮二白的經濟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完善的工業體系，60年代的時候可以試爆原子彈，70年代的時候衛星可以上天，由于在那樣的經濟之下違反了比較優勢，我們經濟發展是比較低的，人民生活的改善比較慢。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開始從原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計劃經濟，轉向到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優先發展的外向型經濟。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一方面對原來優先發展的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必要保護，使我們經濟維持穩定。同時放開對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準入，不僅放開準入，政府還積極地設立工業園區，來解決基礎設施的問題，在工業園區里面實施一站式服務來降低交易費用，并且積極招商引資，讓我們的產品能夠快速進入國際市場。我們維持了穩定跟發展。

這個快速發展過程當中，資本積累非常快，原來的重工業發展的產業，由于資本的積累逐漸從違反比較優勢，逐漸變成比較優勢，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才把原來的保護圈取消掉，也就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新結構經濟學這個理論的思考，來自于對我們改革開放前后的績效的比較，了解它背后的道理來提出來的一個背后的邏輯，因果關系的解釋。

提出新理論，它的目標不僅是能夠比較好的解釋我們過去的成功跟失敗，我們知道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條件的相適性。從二戰世界大戰以后，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那么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到2008年，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一個是我們的臺灣，一個是韓國。中國大陸這部分，很可能到2020年-2025年之間成為第三個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從低收入發展成高收入經濟體。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直到2008年，也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就跟發達國家差距不大，另外5個是日本跟亞洲四小龍。

從這個統計數據來看，可以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還是現在低收入或是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是這樣的？中國有一句話，思路決定出路。發展中國家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表現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發展思路并不準確。新結構經濟學，希望作為一個新的發展經濟學，不僅能夠解釋我們過去成功跟失敗，也可以作為我們未來發展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參考借鑒。這是我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簡單介紹。

再來談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是2013年9月份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的時候率先提出的，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在印度尼西亞訪問的時候提出建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現在簡稱的“一帶一路”是這兩個倡議的一個組合。“一帶一路”的倡議是以基礎設施作為抓手，希望把五通，也就是政策溝通、道路連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在這五通的基礎之上來建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跟責任共同體。

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抓手，來倡導區域經濟的整合，實際上美國也看到它的好處。美國奧巴馬總統在2011年的時候，曾經提出要建立亞太經濟走廊，亞洲連接印度洋跟太平洋的經濟走廊，也提出建立新絲綢之路，要把阿富汗跟中亞五國連接在一起，讓中亞五國有一個太平洋出海口。但是相對于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成立，大家知道開始的時候美國是反對的，但現在有57個國家，除了美國之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參加了，我們亞洲基礎設施贏了。而美國提出的這些亞太經濟走廊跟新絲綢之路基本是無聲無息。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看，為什么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能夠得到這么多的響應，而美國提出的基本上是接近跟我們有很多相似的倡議，但在國際上是無聲無息的。最主要的是“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目前為止他們的人均GDP普遍在我們人均GDP的一半以下，有的只有我們的1/5，我們現在是8100美元，大部分國家是在4000美元之下，有的甚至只有2000美元，1000美元不到。對這些國家來講，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每個國家跟我們一樣，都有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都希望能夠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收入，進入到現代化國家的夢想。如果要實現將來經濟的騰飛，有兩個前提，一個前提是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的產業技術必須不斷升級，第二個在這個升級過程當中，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才能夠降低交易費用。

從產業升級角度來看，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少數幾個能夠實現經濟騰飛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抓住國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國際轉移的成果機遇期，讓他們國家能夠從農業結構進入到現代化的機遇期，首先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日本，當時美國的工資水平高，美國的勞動力密集型工業失去比較優勢，日本抓住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美國向海外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率先發展了勞動力密集型的像紡織業簡單的加工業，所以日本發展非常好。發展非常好以后工資水平上升，在60年代、70年代，亞洲四小龍包括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也利用當時工資水平低，抓住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實現了從農業經濟向現代化經濟的轉型，帶動亞洲四小龍。到80年代的時候，亞洲四小龍工資上漲了，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是比較優勢。那時我們正好改革開放，抓住了那個窗口機遇期，快速的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讓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

中國現在到目前為止，我們就出現了跟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一樣，我們的工資上漲非常快。我們在過去改革開放以后非常有競爭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因為工資上漲，直接失去了比較優勢。我們同樣進入到像日本60年代亞洲四龍80年代那樣這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必須不斷的向海外轉移，然后從國內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轉移到海外去創造第二春變成國民生產總值的機遇期。這樣一個機遇期，對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講，是他們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一個難得的機遇。而且不僅是一個難得機遇，是一個非常大的機遇。為什么？因為要轉移的規模不一樣，日本在60年代的時候，它整個制造業雇傭人數是970萬人，80年代的時候韓國整個制造業雇傭人數是230萬人，我們臺灣雇傭人數是150萬人，香港是100萬人，新加坡是50萬人。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我們整個制造業雇傭的人數是一億兩千五百萬人，當時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就有8500萬人。

有這么一個巨大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向海外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基本上足夠讓“一帶一路”沿線工資水平比我們低的這些發展中國家，同時進入到從農業經濟轉變為現代化經濟的一個窗口機遇期。如果他們能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他們也可以實現像我們改革開放以后，或者亞洲四小龍60年代以后，日本戰后一樣連續20年、30年，每年8%、10%的快速發展，使他們從一個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甚至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可能性。當然要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我們除了提供這個窗口機遇期之外，我們知道要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同時必須有基礎設施的完善，才能夠降低交易費用，讓國內的比較優勢變成國際的競爭優勢。

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管在技術，在產業，在資金上是一個很大互補，因為我們的建材行業，像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的產量，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并且隨著我們經濟增長速度，從10%左右降到現在7%左右，必然有不少富余的產業，這些富余的產業對我們來講是富余的但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短缺的，所以提供這些建筑所需要的材料。同時我們的建筑隊由于過去這30多年的快速發展，培養了一批在世界上非常有競爭力工程施工力量，像我們建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我們的成本跟國外的一些建筑隊伍提供的成本來講，有的甚至只有他的1/3，我們是他們的一半。我們可以提供這些材料，并且以比較低的建設成本，來幫助這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他們的基礎設施。

建設基礎設施要錢，大家知道，我們有三萬億美元的外務儲備，是全世界外務儲備最多的國家，并且我們每年有4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儲蓄。我們有足夠多的資金來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這些基礎設施。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的提出，適逢其時，一方面我們可以給沿線國家提供這個產業轉移的機會，第二方面我們可以幫助沿線國家來建設基礎設施，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期，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經濟的騰飛，是每個國家共同的目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后，能夠得到這么多國家支持的原因。

最后我來談談金融創新，跟“一帶一路”建設，跟世界經濟發展的關系。基礎設施的建設周期很長，比如建一個工程可能一年兩年，很長，但要建一個基礎設施有的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第二個，基礎設施建設的回收期長，一般基礎設施的建設回收期是40年甚至50年，但一般工廠建設的回收期5年、10年已經用光了。第三個周期是資金一次投入非常大，要幾十億上百億，像我們在瓜達爾的建設，570多億美元，3000多億人民幣，建設資金一次性投入到。因為這些特性，基礎設施的建設一般民間資本不太容易進入，商業銀行也不愿意提供，因為商業銀行一般提供短期的流動資金。

這種情況下要建基礎設施一般不是由國家財政投入，就是要有國家擔保的開發性金融，像開發銀行，從國內來收集資金。我們知道一般發展中國家是比較貧窮的，資本是比較短缺的，要建設基礎設施資金只靠國內來提供的話，遠遠不能滿足他發展的需要。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透過國外的資金，國外的資金有的可以用雙邊的方式來解決，比如說我們現在有進出口銀行，也有開發銀行，隨著我們跟雙邊合作伙伴進出口貿易的需要，我們可以提供一些信貸來幫他建設基礎設施。

除了這種雙邊安排之外，也可以有多邊安排，多邊安排里面最有名的是我曾經工作過的世界銀行，當然各個洲還有它的開發銀行項目，亞洲開發銀行、南北美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以及我們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都是多邊的開發銀行，同樣的可以給這些基礎設施提供資金。但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收集了資金，它的規模非常巨大。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建議，在2010年-2020年，這十年之間，單單在亞洲地區就需要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平均每年8000億美元。根據歐洲開發銀行的研究，歐盟在2010-2020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面收集的資金是2.1萬億-2.8萬億美元，也就是每年需要大概250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根據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非洲現在每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面就要達到930億美元。這個數字基本都是天文數字，這種情況之下，單單靠國內的資金，靠雙邊或多邊的資金還是不夠的。

為了建設這些基礎設施，非常需要有一些金融創新，現在全世界大概還有三萬億美元的主權基金以及幾十萬億美元的退休基金，這些主權基金或是退休基金，過去一般是買一些比較長期的比較固定的政府的債券，或是打包投資在股票市場上面，但這些資金一般是長期的投資。我們知道現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券的利息是接近零的，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現在也是虛高，風險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之下怎么樣進行金融創新，讓這些長期性的穩定性的主權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進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的方向。

基礎設施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要解決的瓶頸問題，可以用政府的基金加上雙邊跟多邊的基金，作為組織來設計項目，并且作為一些新的金融安排，讓這些民間的包括主權基金跟退休基金能夠加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去。如果能這樣的話，那么前面談到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就能夠得到解決，發展中國家如果能解決他的基礎設施，就有條件抓住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實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的快速發展。

從2008年國際經濟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目前對世界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快速發展。我們“一帶一路”建設，加上金融的創新，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進入到一個快速發展期，可以幫助世界走出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當然要做好這些事情，思路決定出路，希望新結構經濟學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抓住我們“一帶一路”建設跟產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實現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同時，讓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能夠復興，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愿景。謝謝。

（作者系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