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陳垣完成北平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一部公開出版的目錄《敦煌劫余錄》，陳寅恪在其序言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要想在學術上“預流”，獲取“新材料”無疑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較早進入藏經洞的斯坦因、伯希和，攫取了敦煌遺書的大量精品，在沒有互聯網、數字化技術的20世紀初，中國學者很難獲取流散英法的敦煌文獻，只能望洋興嘆。

王重民拍攝的法藏敦煌遺書照片。圖片由國家圖書館提供

王重民在法國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庫。圖片由國家圖書館提供

幸運的是，從1929年起執掌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袁同禮，秉持保存舊籍、啟迪新知的理念，致力于搜羅學術資料。他本人曾留學美國，眼界開闊，在歐美文化界人脈甚廣。袁同禮和歐美幾個重要的學術機構達成人員交流的協議，派員出國或學習深造，或調查文獻，所獲甚豐。王重民、向達1934年奉派分別前往法英兩國調查敦煌遺書，便是這一系列計劃中最為成功的一例。

拍攝敦煌文獻的照片，是一件技術性很強的工作，需要雇用專業攝影師、使用專業設備，才能獲得質量上乘的照片。拍攝費用初步估計為5000元，這對當時的北平圖書館來說是一筆巨款。為了籌措經費，北平圖書館于1935年初與清華大學協商，共同出資，所拍照片則各得一份。在陳寅恪等教授的支持下，清華大學同意合作。后來北圖還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申請過拍攝經費。

經費有了著落，王重民隨即開始了拍攝。他聘的照相師是位失業的猶太人，此人“專作此項工作，上午來館攝影，下午在家洗曬”，如此“每周可做出一百余張”。王重民本人則“每日約有半小時時間，親加指揮與監視，以冀更能減少錯誤”。

袁同禮原本計劃，盡可能把巴黎所存敦煌卷子全部拍攝回來。不過因卷子數量太多，勢必不能全部拍攝，王重民不得不選擇“于我國文史關系極鉅”且“有影印價值者”拍照。所拍攝的卷子，四部典籍與佛典各約占一半，佛典只選擇最重要的拍攝。對于拓本和刻本，不論片紙只字，都拍攝一份，“因石本均系唐拓，刻本則最遲亦在北宋初年，均系稀世之珍故也”。此外，又將伯希和手稿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拍攝一份，以備日后研究之用。

與王重民在法國的順利不同，向達在英國博物館的工作卻困難重重。當時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文獻并未編目，且不提供按號瀏覽的服務，只能由管理者翟林奈親自檢出寫卷供閱覽。可能是出于保守的心態，翟林奈對向達不夠友好，因而向達在倫敦閱覽的敦煌遺書總共不過五百余卷。他每閱一卷，都用卡片記錄其書名、尺寸、行數，并抄錄首五行與末五行，富有研究旨趣的文獻用方格抄本過錄，重要文獻則用photostat拍攝正片、負片各一份。回鶻文、突厥文部分，向達商請英國博物館照相部拍攝。“照相部職員只有兩人，工作甚忙”，因此漢文部分由博物館介紹R.B.Fleming照相館承擔。

到1939年，王重民、向達二人共拍攝敦煌遺書照片一萬余張。盧溝橋事變之前拍攝部分，陸續寄回北平，由北平圖書館善本部寫經組負責保管，安全度過了十幾年的戰亂時期。令人痛心的是，清華大學的一份，抗戰期間轉移到南方，不幸在長沙慘遭日軍炸毀，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因交通不便，加之北平圖書館館務南遷，正處于顛沛流離的狀態，安全得不到保障，那時拍攝的照片無法郵寄回國，便都由王重民隨身攜帶。1939年秋王重民前往美國，就把這批照片帶到華盛頓。直至1947年初王重民回國，才將這批照片帶回北平圖書館，與早年寄回的合在一起。寄回國內的部分，袁同禮進行了整理，編成《國立北平圖書館現藏海外敦煌遺籍照片總目》。這些難得的學術資料，很快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并將之用于學術研究。

王重民、向達拍攝照片時，便計劃將所得照片影印出版，以滿足國內學術界的研究需要。事實上，他們的拍攝也是按照影印出版的標準進行的。王重民編制了《整理及選印敦煌經卷計劃書》，一邊在巴黎、倫敦組織拍攝，一邊編輯《敦煌古籍叢編》。

《敦煌古籍叢編》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兩家簽訂了合同。王重民還特別擔心商務印書館影印時描潤文字，在和袁同禮的通信中反復強調：“唯原來照片如有模糊不清之處，請商務主事人千萬不要用墨筆描繪，因圖清晰反而致誤，這一點是商務的通病，印別的可以不管他，印此書請他千萬不要犯此毛病。”王重民這封信寫于1937年8月8日，當時《叢編》已經出版在即。不幸的是，僅僅5天之后，這封信還沒有寄到袁同禮手中，日寇發動了“八一三”事變，上海隨即淪為戰場，商務印書館的各項業務被迫停頓，《叢編》也不得不“暫行停印”。

這一“停印”，便是半個多世紀。直到2008年，國家圖書館敦煌吐魯番資料中心將所有照片編成《王重民向達所攝敦煌西域文獻照片合集》一書，交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皇皇精裝三十大冊，才最終實現了王重民、袁同禮的計劃。

（作者系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敦煌文獻組組長、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