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來自教育界別的政協委員，我對教育事業有一種天然的感情。4年來，在全國政協這個高平臺上，我盡己所能為國家教育事業尤其是基礎教育的發展做了些鼓與呼的工作。

2013年2月，我剛剛履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去湖北省武漢市的一所中學調研時，聽說有種“哈達卷”，卷子連在一起，長達六七頁，考試的時候根本沒有思考的時間，就是拼命地寫，孩子已然成了考試機器。基礎教育則仿佛成了“百米沖刺”，層層拔高，層層加碼，大學的東西中學“學”，中學的東西小學“學”，小學的東西幼兒園“學”，幼兒園的東西胎教“學”，學生不堪重負，叫苦不迭。針對這種情況，我走訪了很多學生、家長、老師和校長，提出了履職后的第一份提案———《做足“加減法”，切實加強“情商”教育》，建議盡快改革中小學教學內容，替學生減負，切實解決素質教育推進難的問題。提案提交以后，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當年10月，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自主研發出版了《青少年情商知識讀本》，并在60所中小學試點開設情商課，這讓我很受鼓舞，也很欣慰。

2014年4月，我到湖北恩施的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研，我校畢業生費寶莉扎根湖北恩施大山深處農村教學點的事跡感人至深。激動之余，我又有很多遺憾，甚至落寞。這些位居教育“神經”最末梢的簡陋教學點，是嚴重制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最后一公里”。經過長期深思熟慮和認真準備，2015年我提交了《關于加強農村教學點建設的建議》，呼吁國家在財政投入、教師待遇、基建設施和學校管理等方面實施傾斜性政策，推進農村教育的發展。黨和政府非常重視我們的意見建議，在許多其他人士的共同呼吁和相關部門的努力下，同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在鄉村教育發展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2015年9月，我隨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慰問團赴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慰問基層教師。涼山是我的第二故鄉，是40多年前我插隊的地方，我還曾在當地農村小學當過代課教師，雖然當地的教育面貌已有了很大改善，但基礎教育整體狀況還是很讓人揪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貧先治愚，扶貧先扶智”，恰好我校在湖北咸安建有一個推進農村基礎教育信息化發展的基地，我也曾多次去咸安實地調研。在梳理、總結咸安實踐經驗的基礎上，2016年我提交了《精準扶貧，教育信息化大有作為》的提案，建議在中西部農村貧困地區加快實施“教育信息化精準扶貧工程”。提案提交后，政府高度重視，我校也率先實踐，同年7月與涼山州簽署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通過信息化建設、聯盟校建設、師資培訓、大學生實習實訓基地建設等，在涼山開展教育精準扶貧，為涼山人民脫貧致富貢獻自己的力量。

教育是等待不起的事業，這些年我國教育事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養、公民意識的培養、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核心素養的培養等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也將倍加珍惜最后一年任期，繼續多聽、多想、多建言，帶著真情實意和高度責任心，用真言真語反映人民群眾最迫切的需求，履行好政協委員職責，為教育的發展再盡一份力。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