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5日電(記者司晉麗)外界對遲福林的認知,始終聚焦于“改革”二字;采訪他的報道,也多是改革領域擲地有聲的建議。為中國改革諫言,既是他的事業,也是他的人生。

                        人民政協網記者 姜貴東 攝

窗外,透藍的天光將西山的線條勾勒得峻峭柔美,一縷光打進來,在他前額的銀發上跳動著,令人不由感嘆,這位諫言者也在時光中悄然變老。

然而,一談起專業,他條理清晰、敘述準確,完全潛心于自己關注的改革重大研究上,潛心于如何為決策提供更好的參考:國際國內、民間殿堂、數據事例……在一個個揮灑自如的回答中,一名改革者的形象在我們眼里又一次豐盈起來。

改革,是遲福林自主選擇的人生道路。也正是由此開始,他完成了從軍人、官員到學者的轉型。

隔40年“二次開放”: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選擇

不是中國愿不愿意的問題,而是歷史將中國推到了這里,做出了這個選擇

逆全球化是一種倒退,不但解決不了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反而會加大國際關系的分裂,甚至對本不穩定的世界經濟增長雪上加霜。

記者:繼《二次改革》《二次轉型》后,你最近推出了新作《二次開放———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國選擇》?！岸伍_放”是一個新提法,能否做一個解釋?

遲福林:2016年,國際上掀起了一股經濟全球化的逆潮。特朗普提倡“美國優先”戰略并且退出TPP協定;英國脫歐以及歐洲的一些主要國家貿易保護抬頭和民粹思潮已經形成。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全球化是繼續往前走,還是反向而行?每個國家都站在十字路口,都需要做出選擇。在這個節點上,習近平主席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向世界傳遞出中國堅定推進全球化的聲音:第一,不要把錯誤和問題都歸咎為全球化。第二,我們堅定地推進全球化。第三,推進開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經濟全球化。

得益于對外開放,我國從低收入國家迅速發展成為中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從1978年的150美元左右提高到2015年的8000美元。改革開放的內外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開放的背景發生了變化,從工業化水平很低到現在進入到工業化中后期;第二,開放的范圍和重點有了變化。過去30年開放的焦點更多在貨物貿易,2008年以后逐步向服務貿易為重點轉變;第三,全球的經濟治理結構發生了變化。過去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包容性不足,現在新興經濟體國家走到舞臺中央,要爭取話語權,優化經濟治理結構;第四,中國的戰略角色變了。過去我們是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現在要變成主要推動者和引領者,以“一帶一路”戰略為重要載體,成為全球化的主導者。因此,不是中國愿不愿意的問題,而是歷史將中國推到了這里,推到了這個角色上,做出了這個選擇。

所以,我們正在進行的“二次開放”,就是以促進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為導向、以實施自由貿易為主線、以推進“一帶一路”為支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務實行動。這是經濟全球化大變局下中國的一個戰略選擇,也是中國的歷史責任。

記者:如您所說,2017年初,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經濟論壇向世界發出了中國將以全球化的開放精神為世界經濟提供動力的信號。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這個開放精神?

遲福林:這個開放精神是有針對性的。經濟全球化確實面臨很多矛盾和問題,我們的開放精神,首先,體現在直面問題上。在遇到矛盾和問題的時候敢于直面問題,而不是回避,更不是走回頭路;其實,體現在更大范圍的開放。推動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需要更大的魄力,需要開放、包容、共享和均衡,而不是孤立、排斥其他國家;最后,體現在對外開放與國內改革轉型的融合上。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推動國內經濟轉型改革的動力,以開放來倒逼改革。所以,談開放精神,我覺得應該站在國內、國際的大背景下思考。

記者:雖然逆全球化思潮并非始自今日,但這一撥浪潮似乎異常兇險。你如何看待這次逆全球化浪潮?

遲福林:這一輪逆全球化的出現有深刻背景。第一,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主要側重金融資本的創新,而忽略了產業和科技變革,在金融寡頭獲利的同時,中產階層嚴重縮水,美國的中產比例至少降低了10個百分點以上。在此背景下,到底是需要新的全球化,進行更多的產業變革和科技變革,給大家創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崗位,還是關起門來搞逆全球化?一些國家現在的選擇是后者。但我們認為,只有在國際范圍內通過產業和科技變革,進一步擴大市場的范圍、提高市場的深度,才為社會創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崗位,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上個世紀,全球在保護主義上栽了大的跟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忘記歷史。

第二,在過去20余年的全球化中,看到中國獲益良多,一些發達國家就想要改變現有的國際規則,以民粹主義為代表的勢力抬頭,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要把門關起來、去全球化。殊不知,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并非只有中國,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從中國的全球化中受益良多。所以,逆全球化是一種倒退,不但解決不了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反而會加大國際關系的分裂,甚至對本不穩定的世界經濟增長雪上加霜。

服務貿易仍舊是我們的短板

經濟全球化逐步把重點放在服務貿易服務業市場不開放,不僅不適應國際

市場的需求,也不能滿足老百姓的需求

記者:服務貿易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國服務貿易發展很快,2016年首次突破5萬億元人民幣大關,增速達14.2%,服務貿易占外貿比重達到18%,比2015年增加了2個百分點。你如何看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趨勢?

遲福林:全球服務貿易的需求不斷增長,促進了全球人才、資本、技術、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動,進一步優化了全球資源配置,提升了全球經濟運行效率。2015年,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的比重為23%左右;若按附加值算,這個比重已達到50%。從趨勢看,未來5—10年,全球服務貿易仍有比較大的發展潛力。

從我國情況看,受制于服務業市場開放的滯后,服務貿易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短板之一。我國作為第一貿易大國,教育、醫療、健康和文化市場的開放度并不高。多年來,市場開放的重心在工業領域。有數據顯示,我國工業領域80%已經市場化,而服務業仍有50%左右的領域尚未打破壟斷。

記者:我國服務業開放的難點在哪里?可以從哪些方面尋求突破?

遲福林:從需求角度看,近些年我國社會零售消費品總額增速都超過9%,超過了GDP的增速,老百姓的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消費更多用在吃飯穿衣等物質型消費上,現在普通家庭相當一部分消費集中在旅游、健康、教育上面,城鎮居民的服務型消費比重已經占到總消費的40%。從發展趨勢看,預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比重會接近50%。消費結構升級帶來一個巨大的新增市場,不僅對我國經濟增長,而且對拉動全球經濟增長,都是一個重量級的信息。

這種情形下,我們看供給方面的情況。從這些年兩會的熱點看,從社會呼聲看,我國服務業供給短缺矛盾突出,某些領域,比如養老護理等,“有需求缺供給”成為社會普遍反映的問題。究其原因,在于服務業市場開放滯后。

盡管國家一再強調,社會資本可以進入法律未禁止的服務業領域,但由于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的存在,實踐中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醫療、通信等服務行業仍面臨種種障礙,服務業難以通過公平競爭來提高供給能力、質量和效率。

服務業市場不開放,不僅不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也不能滿足老百姓的需求。只有在開放中加快發展,并提高服務水平、服務標準、服務效率,才能有效滿足國內消費結構變化的需求。2015年,習近平主席參加G20會議時提出,有序開放服務業市場;2016年中央又提出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相信未來幾年服務業領域會有一個逐步開放的過程。

記者:今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就要在北京召開了。我們看到,一些企業已經走出去,在沿線國家開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在你看來,“一帶一路”將在自由貿易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遲福林:在經濟全球化發生大變局的情況下,縱觀全球,沒有比“一帶一路”能夠更好連接亞洲與歐洲,連接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的了。它具備三個特質,一是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依托;二是以產能合作為重點;三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區網絡為目標。如果這三者能融合,在未來,不僅表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去和產能在更大范圍內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沿線國家以自由貿易為主線,加快改善所在地區綜合發展環境、提升綜合發展能力,真正形成一種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機制,在推動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中扮演重要的主角。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牛鼻子”

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調動各級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改革創新的積極性,需要對改革創新的失敗予以更大的寬容和包容。

記者:你曾說過,改革攻堅的切入點是政府轉型與改革。去年,我們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怎么評價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表現?

遲福林:改革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過去一年,在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中,地方政府依托行政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同時也要客觀看到,去產能,行政力量固然重要,但為什么又出現了某些“死灰復燃”的現象?煤價、鋼鐵價格又出現了上漲?這說明,在注重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也要更加注重發揮市場的作用。比如,誰來認定“僵尸企業”?目前有一些民營企業轉型初步成功,而相當一部分國企轉型較慢,效果并不好。也就是說,政府的引導很重要,但推動企業轉型的決定性力量是市場。在“三去一降一補”中,政府的重要職責是降成本、補短板。比如,面對企業稅費成本過高的突出問題,政府要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出實招;面對經濟轉型中的社會需求變化,政府要盡快補上社會建設的短板。

記者:你怎么看國企改革中有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遲福林:中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突破口,這個大思路符合現實。以管資本為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責之一。問題在于,這些年來,政府相關部門尚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管資本上,而是過多過細地管企業、管人。在管資本的前提下,只有讓企業家管企業,按照市場原則走,實施嚴格的公司治理結構,混合所有制改革才能破題。所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關鍵,甚至是“牛鼻子”。

記者:歷史進步需要不斷變革,但變革所采取的方式也很重要。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如何調整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

遲福林:凡是改革,都會觸及到利益。因此,改革必須考慮多數人的利益。改革開放近40年后,我們已經進入到中上收入國家行列,但現實經濟社會生活中仍有幾個問題依然相當突出。一是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太低,現在約為25%~30%,距離中等收入群體占50%以上的橄欖型社會還有明顯距離。二是農民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農民很難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行列。三是就業結構還不合理。一般來說,中等收入群體主要在服務業領域就業,高收入國家的國民在服務業就業的比例甚至達到70%以上。而2015年我國服務業就業比例僅為42.4%。這個比重提高了,就能有更多人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四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還有很大空間。比如,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但以直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遠沒形成,80%的稅收要由企業承擔。財產稅的缺位,既加大了企業負擔,又不利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

記者:在觸碰到改革發展中的“硬骨頭”時,一些官員瞻前顧后,選擇了不作為,有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遲福林:改革就是創新,創新就有可能失敗;不改革就沒有失敗,但不改革也就是不作為。要打消官員的顧慮,調動各級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改革創新的積極性,需要對改革創新的失敗予以更大的寬容和包容。對官員的督察機制和激勵機制兩條線,要盡快分開,賞罰分明。對干事和創新中出現失誤的人,給予一定寬容度。在機制上明確,干事與不干的考核,與干事中成功與失敗的考核,是不一樣的。

改革是流淌在血液里的責任

改革者要順應歷史潮流,抓住趨勢

相信自己所選擇的事業,充滿歷史責任感,事情一定要爭取做成

記者:你在改革研究領域深耕多年,各方都是從改革話題開始了解你。翻閱你的簡歷,你既當過軍人,又做過官員,最后選擇了改革研究事業。是什么指引你做出這些重大選擇的?

遲福林:我16歲當兵離開東北故鄉,軍齡長達20年。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在國防大學當教員,后來進入中央黨校攻讀研究生,并且擔任了中央黨校理論部(即現在的中央黨校研究生部)的改革研討小組組長。那時,我對鄧小平講的一句話產生了朦朧的認識,“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當時我們白天去基層調查、研究、開會,晚上還經常徹夜不眠地研討問題?，F在回想,那是一個“改革激情燃燒的歲月”。

后來我被抽調到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1987年12月,我南下海南參與籌備建省相關事宜。海南建省后,我擔任省政府體改辦公室主要負責人。正是在海南這片熱土上,我堅定了自己的道路:做改革研究。1991年,經過多方籌備,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成立,以“立足海南,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為辦院宗旨,今年已經26個年頭了。我當時的想法是,真正成為一個社會型的學者,才能客觀地研究問題,所以先從自己開始改革吧!1992年我們主動放棄了財政撥款,1993年開始實行股份制,一直走到今天,酸甜苦辣不一而足。但總體上走出了一條從正廳級事業單位轉型為社會智庫發展的路子。

記者:所以,改革是流淌在你血液里的責任。

遲福林:對。當兵的經歷錘煉了我堅韌的性格,軍人不能言敗,搞改革也不能言敗,這個信念到今天還在激勵著我。無論做官員,還是學者,我越來越感受到“責任”這兩個字的意義。相信自己所選擇的事業,充滿歷史責任感,事情一定要爭取做成。

記者:這么多年來,中改院最令你欣慰的一項改革研究成果是什么?

遲福林:上世紀90年代初,我多次到農村調研,發現農民對土地承包權的期限很在意,對穩定農民預期有決定性影響。因此,我在調研報告中明確建議“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這條建議被寫入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我和我的團隊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成為農村改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件事,我們當時心情很激動。

記者:作為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你多次為農民權益、戶籍制度等改革問題呼吁。作為一名改革專家,一項政策從調查研究,到制訂出臺,你通常會傾注多少心血?

遲福林:再講一件事吧。2003年,我到海南的一個黎族農村農戶家調研。走進一家,老太太生病躺在床上,老頭是只有一條腿的殘疾人,兒子精神還有點問題。家里有兩畝耕地,全憑這個老頭把一條腿拴在犁耙上耕種。我當時就問鄉鎮干部,像這種家庭不能實行最低救濟制度嗎?他說,現在還沒有這項制度,貧困戶只能申請補貼。這個家庭的補貼申請了三個月,拿到五塊錢。我當時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中央召集專家學者討論“十一五”規劃時,我向中央領導人反映了這個問題。我說,我們改革開放快三十年了,農村最低救濟制度是不是應該盡快建立起來?當時高層特別重視。三個月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從當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救濟制度。這件事情出乎我意料。盡管城市和農村的保障還有不小差距,但建立制度就等于邁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作為學者,參與中央決策討論時,責任是沉甸甸的。只要你了解到基層的情況,把有價值的信息、情況及時反映上去,并且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對中央決策還是可能產生影響的。作為學者,直諫改革中的重大問題,也是改革能夠順利進行的關鍵因素之一。

改革研究者不是政策制定者。因此,改革研究者一定要順應歷史,抓住趨勢,給出建議,并且設法推進。一個改革研究者決不能計較自身的得失,這是改革諫言者的歷史作用,也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