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習近平總書記向我們提出的新的時代課題，是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內外不同場合多次談到過自己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看法，也多次提到文化自信，表達了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思想價值體系的認同與尊崇。

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對自身優秀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態度，對自身文化獨特價值和生命力的堅定信心。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歸根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樹立和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對于我們當前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乃至于構建和諧世界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宗教作為一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宗教文化多元通和、源遠流長。在我國，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少數民族宗教和民間宗教信仰，都是中華民族宗教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歷史上，它們彼此之間交流碰撞、互滲互鑒、交融發展、和諧共存。中華民族宗教文化在世界宗教文化體系中獨具一格，形成了自身的優良傳統。

歷代政府宗教政策秉持相對開放包容的優良傳統

自西漢以后，儒家思想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貫穿始終。而儒家對宗教持有一種溫和、理性、中庸的態度。所謂“神道設教”，就是注重宗教的社會教化功能，這也導致了官方在很大程度上，對各種宗教采取相對開放包容的政策。以隋唐時期為例，由隋文帝首倡的儒、佛、道“三教并獎”政策，到唐太宗時上升為國策。這一時期，隨著我國與西亞、東亞和西域各國的深入交往，不僅伊斯蘭教這一世界性宗教傳入我國，而且像景教、拜火教和摩尼教這樣一些在歷史上曾經活躍過的外來宗教派別或地域性宗教也得以傳入，并且都獲得了相應的合法生存空間。這無疑在更大范圍內、更深層次上推動了中外文化交流，不僅豐富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內容，也使得中華文明傳播到更遠的西方世界，有力地促進了中西方政治交往、經濟互通和文化交流。

不同民族宗教及其教派之間和而不同的優良傳統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是中華民族宗教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部分少數民族有本民族的原生型宗教，如薩滿教、苯教、畢摩教和東巴教，也有的少數民族保留了原始宗教色彩的民間宗教信仰。在外來傳入的制度性宗教方面，一些宗教對我國部分少數民族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如藏傳佛教對于藏族、蒙古族等，南傳佛教對于傣族等，以及伊斯蘭教對于維吾爾族、回族等。受到儒家“遠神論”的深刻影響，作為中華民族主體民族的漢族，就其整體而言，宗教意識普遍較為淡薄。加之儒家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多元開放理念，漢族對待其他少數民族宗教和外來宗教，基本上都保持一種平和包容的態度。相比于西方一些“一神教”具有的強烈排他性和傳教性，中國各民族的宗教及其教派之間，有思想碰撞、有教義分歧，但絕少出現宗教狂熱，更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宗教極端主義在中國從未形成過氣候，也沒有任何市場。中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宗教聯合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主要宗教及其派別，都可以在此找到各自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的一席之地。在我國，從來沒有所謂“宗教異端”和“宗教迫害”之說，不同民族宗教及其教派之間，基本上處于一個“多元通和、族教和諧”的良性宗教生態圈中，和而不同，和諧共生。

宗教領袖及信徒將愛國和愛教相結合的優良傳統

近代的中國，是一個處于內憂外患、屢遭外來列強侵略凌辱的多難之邦。尤其是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企圖“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全面侵華戰爭之際，我國廣大宗教界人士奮勇加入抗日的行列，以各自形式抗日救國。比如民國時期，佛教改良運動的領袖太虛法師提倡“人間佛教”，主張佛教應當在現實生活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用佛教的教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抗日戰爭爆發后，作為一位愛國僧人，目睹國難時艱，憂心如焚。他不顧身心疲憊，輾轉于湖南、貴州、云南和四川等地演講，希望用佛教思想救國，用他的巨大社會影響力，號召中國佛教徒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英勇頑強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他發起和組織青年救國團和僧侶救護隊，救死扶傷，為國出力，還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國訪問緬甸、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不遺余力地向國際社會廣泛宣傳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正義立場，并且爭取到寶貴的國際援助，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自己積極的貢獻。此外，弘一法師也將弘揚佛法與抗日救亡相結合，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主張，體現出中國佛教徒超俗又入世、出世又愛國，將愛國與愛教相統一的精神。

外來宗教傳入我國后不斷自我革新的優良傳統

縱觀中國宗教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一個規律，任何一種傳入我國的外來宗教，都不得不面臨著“中國化”的問題。歷史上，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都曾經面臨過這樣的文化處境。事實上，“中國化”正是外來宗教必須適應中國本土，或者說是適應中國不同民族自身文化傳統，而不斷自我革新的客觀要求。以伊斯蘭教為例，明清之際是中國伊斯蘭教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在北方，回族穆斯林建立起結合中國傳統私塾教育特點和阿拉伯經學教育特點的經堂教育制度。在南方，以王岱輿、劉智等為代表的回族穆斯林學者，將伊斯蘭教漢文譯著運動推向高峰。尤其是其中大量采借和改造儒、佛、道三家名詞術語用以闡釋中國伊斯蘭教教義，并且將伊斯蘭教倫理道德和中國傳統理論道德有機銜接、融會貫通，從而建立了具有較為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中國伊斯蘭教思想文化體系。

伊斯蘭教在歷史上與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其他宗教絕少發生激烈沖突。在進入21世紀后的歷史新時期，中國伊斯蘭教界更是以極大的熱忱開展“解經”工作，大力倡導伊斯蘭教“和平和睦、愛國愛教、兩世吉慶、寬容仁慈”等基本思想，努力促進中國伊斯蘭教與時俱進，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當今世界，兼具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雙重文化基因”的中國伊斯蘭教文化，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和啟示意義。中國伊斯蘭教在中國和平發展的歷史實踐向我們證明，任何一種外來宗教想要在中國大地落地生根，并且開花結果、生生不息，必須實現本土化、民族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結合、融會貫通，不斷自我革新，才能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堅持中外不同宗教之間平等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

在中外宗教交流史上，無論是外來宗教傳入我國，還是我國開展對外宗教交流，除了清代康熙帝對干涉我國傳統宗法信仰自由的羅馬教廷實行禁教，以及近代鴉片戰爭后，基督教在中國的部分活動帶有一定程度的西方文化侵略性質以外，基本上都是以我國所堅持的平等友好方式進行的。歷史上，以宗教作為紐帶的交往，促進了中外政治、經濟和文化全方位的互動。佛教進入中國，與其說是中外僧人將印度佛教和平傳入中國，不如說是中國僧人主動將印度佛教請進來的。佛教文化在中國生根結果，在唐代時達到極盛，形成了諸多中國化的中國佛教宗派，典型例子就是禪宗的產生。佛教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又由中國和平東傳至朝鮮和日本，形成東亞佛教文化圈。在此過程中，玄奘取經、鑒真東渡等事跡，促進了古代中印、中日文化的交流。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聯系，也是靠中外穆斯林的友好往來建立的。并且，宗教文化之間的交流隨著經貿往來的發展而擴大和深入。中國歷來反對強權性、侵略性的傳教方式，堅持與世界上其他宗教之間進行和平友好交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進各民族之間、各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

3000年前，《詩經·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天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意是說：“周文王稟受天命，昭示天下：周雖是舊的邦國，但其使命在革新。”“舊邦新命”，也代表著擁有悠久歷史、燦爛文化、多元交融、從未中斷過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精神。一方面，我們要樹立和增強中華民族的宗教文化自信，繼承和發揚自身宗教文化中的優良傳統，并將之作為寶貴的思想資源，有機融入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另一方面，當今世界，“冷戰”后的民族和宗教問題愈演愈烈，由宗教問題引發的國際沖突與地區戰爭難解難分，世界并不太平。基于我國宗教文化的優良傳統和實踐經驗，我們也提倡世界不同宗教之間彼此尊重，文明互鑒，積極開展世界上不同宗教文明之間、不同宗教發展模式之間的友好交流與文明對話，努力發掘宗教相通性精神。讓各種宗教在競爭比較中和諧共生，在交流互鑒中互補共進；讓宗教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不同民族友誼、維護世界和平的橋梁和紐帶；讓充滿古老智慧與時代活力的中國宗教文化優良傳統，成為促進當代世界宗教和諧可供借鑒的“東方模式”與“中國經驗”。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