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林是遺傳學界的大腕。

他和團隊一起，率先完成了A-1型短指(趾)癥致病基因精確定位、克隆、突變檢測、驗證與機理的揭示，由此揭開了遺傳界百年之謎———孟德爾常染色體遺傳規律也適用于人類；他還憑借成功定位“賀-趙缺陷癥”的致病基因，結束了中國作為遺傳資源大國，從來沒有自己發現和命名遺傳病的尷尬。

和文藝界的明星大腕不同，在全國兩會會場，擁有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國科學院院士雙重身份的賀林，與同樣來自上海的陳凱先院士一樣，為多數人所不識。

但賀林對此習以為常，擁有多少“粉絲”，并不是他所關心的事兒。

“據說，一些大眾明星一場活動的出場費，可能高于一位科學家一輩子的收入。在創新驅動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今天，社會的輿論導向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調整，比如引導公眾去了解、尊重科學和科學家的價值。”思考了一下，賀林對記者的“追問陳凱先之問”話題做出了這樣的回應。

“畢竟，一個國家的富強要靠科學和科學家。但如同生物學界的叢林法則一樣，休閑娛樂也是人們的日常生活所需，只是社會輿論不應該以‘娛樂至上’作為宣傳導向。”“問”答之后，賀林又補充了一句。

2月26日，賀林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主辦的婦女健康與生育安全高峰論壇上作專題報告。

破解百年世界之謎

對賀林而言，生命科學領域，才是他的快樂天地。

而要講賀林的快樂天地，家族性A-1型短指(趾)癥就是繞不過去的話題。

1903年，科學家們發現，人類家族性A-1型短指(趾)癥，是第一例符合孟德爾遺傳規律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這種遺傳病的主要表現是患者的中間指(趾)關節縮短,甚至與遠端指(趾)節融合。自此之后，該遺傳病長期被作為典型案例出現在各國遺傳學和生物學教科書中，世界各國科學家長期處于激烈競爭之中，希望從自己團隊掌握的病例家系來找出致病基因。

“你一定聽說過孟德爾遺傳定律。可是你知道嗎，該定律是以植物（豌豆）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它是否符合人類的遺傳規律，卻困擾了遺傳學界近百年時間。”賀林用半是疑問的語氣告訴記者，盡管世界各國的科學家一直在尋找A-1型短指(趾)癥的致病基因，但屢屢失敗，直至中國的研究成果分別發布在《美國人類遺傳學雜志》和《自然遺傳學》雜志上。

那是在1996年。從英國回國的賀林，以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組（NHGG）組長的身份，加入到尋找A-1型短指(趾)癥致病基因的科學家隊伍中。憑借熟知遺傳學研究科學方法的優勢，歷經兩年踩點采樣，賀林團隊終于在1999年找到了A-1短指（趾）畸形的2個家系，由此奠定了破解該病遺傳規律的樣本尋找工作。

“那2個家系共有患者47人。他們伸出雙手是同樣的畸形，的確比正常人手指短了幾乎一節，中間指節或消失或融合在其他指節中，腳趾也是如此。”賀林告訴記者，找到樣本之后，他的心情欣喜且復雜。

因為對于科學研究而言，樣本是物質基礎，找準樣本，意味著科學突破邁出了一大步。可對于遺傳病患者而言，每一個遺傳病患者的出生，都是家庭和社會的不幸。

不知道是不是賀林團隊的研究骨干天生具備創新“基因”，在找到樣本之后的一年多時間，賀林團隊又先后完成了該遺傳病發病的基因定位和克隆工作。

“原來，‘A-1型短指（趾）癥’的發生，是患者體內一個名叫IHH基因惹的禍———它的3個不同突變位點均能導致短指（趾）癥的發生。”賀林介紹，在此發現的基礎上，其團隊科研人員又成功克隆了IHH基因，為診斷和治療這類疾病帶來了希望。

2001年，這項研究成果發表于當時影響因子位居世界第二的《自然遺傳學》雜志。該雜志也是遺傳學領域最具權威的雜志。

此舉震驚了世界遺傳學界，困擾科學家們的百年謎團被解開。仿佛一夜之間，賀林成為了科技“明星”。

但聲名并沒有帶來賀林的“身價倍增”。此后，賀林依然要在單位和家之間，乘坐空間甚至不能直起腰來的雙層43路公共汽車，去思考某個堿基和某對基因的命運組合。

“科學家終究和商業明星不是同一個群體，他們秉持著不同的價值觀，也必然走著完全不同的路。”賀林講話的語氣一直格外平靜，說到這句話時，他停頓了一下，似乎若有所思。

8年“契約”

其實關于“A-1型短指（趾）癥”研究成果的發表，還有一段插曲。

據賀林介紹，該研究成果最早投稿于《自然遺傳學》雜志。但當時該雜志提出了兩大苛刻選擇，或是補上功能研究內容，或是再增加另一個家系。

“尋找家系的難度或許相對大些，但做功能研究起碼需要10年或者8年的時間，需要制作動物模型，然后觀察其對表型的影響。也就是說，僅僅發現、定位、克隆致病基因還不夠，還要針對致病基因找到導致遺傳病的機理和治療對策等。”賀林表示，無奈之下，只能在尋找第3個家系下功夫。最后成功了，但的確來之不易。

至此，“A-1型短指（趾）癥”的研究繼續深入，這時的賀林已經開始了上海交通大學一份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同時也開始了他向《自然》雜志問鼎的部署。這意味著賀林正式把功能研究提上了日程，也成為賀林團隊以及世界上同領域科學家在“新起點的共同競爭目標”。

不過，對于功能研究的賽跑，賀林團隊顯然比國際上的其他研究組坦然得多。因為，在研究成果發表之前，賀林團隊就已經著手于功能研究了，較其他組又早了一步。

科學的一小步，可能是人類的一大步。8年之后的2009年，賀林團隊完成了功能研究，成果發表于《自然》雜志，華麗麗地在世界遺傳學領域為中國隊勇奪桂冠。

“這首先標志著，通過基因檢測、產前診斷等方式，家族性遺傳病‘A-1型短指（趾）癥’可以從家族或社會中被消滅掉（消滅遺傳病涉及的倫理問題，這里不做討論）。并且，該成果對于其他類型的遺傳病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談到這里，賀林眼睛里閃爍出特別的光芒。

這是一項地道的為國人長臉的工作。后來，這項研究被評選為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對此，賀林看得很淡。“獎項，只是對科學家的一種肯定形式。如果科學家把科研目標定位于獲獎，那就不可能在科學之路上走得太遠。”賀林笑言。

但賀林也坦陳，目前社會上的浮躁風氣也影響到科學界，有些科學家逐漸偏離了研究方向和從業初心。科學家之間，也存在不少不光彩的競爭。

營造氛圍還需媒體反思

“毋庸置疑，科學家是決定一個國家發展高度的人群。建設科技強國，也需要從尊重科學、尊崇科學家開始。但對于科學家成長和培養體系的建設，我們也需要一些‘冷思考’。”一直優雅地微笑著講話的賀林，說到這里突然嚴肅起來。

在賀林看來，要成為科學家，是需要具備一定“基因”天賦的，這樣才能夠在研究過程中“步步快半拍”。因為科學研究不是單純的知識積累過程，其更需要的是科學家的創造力。

“這并不是否定創新驅動過程中要加強創新人才培養，而是與其說去培養創新人才，不如說是建立良好的人才發現和評價機制，讓真正適合做科學家的人可以脫穎而出。”賀林強調。

“比如說，現在我們對于科研人才的評價機制，往往是論文決定命運。論文當然是科研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更為重要的是，對于論文成果在推動社會進步中是否有實際作用？有些論文發表后，研究人員收獲了諸多榮譽，但論文卻難以完成成果轉化，這是不是值得我們去反思？”賀林建議，在呼吁社會尊重科學、尊崇科學家的同時，科學家們以及科研的主管部門也需要去反思科研的根本目的，以及如何建立更科學的科研成果評價機制，這樣才能引導科研人員在正確的道路上走得更高、更遠。

賀林認為，要營造社會尊重科學和科學家的氛圍，也需要媒體界反思。

“一些年輕的孩子，追‘星’是可以理解的。可媒體是國家的喉舌，媒體工作者把焦點聚集在體育明星、文化明星等層面上，是不是有違媒體人的職責？”

“科學研究是相對專業的領域，要讓科學和科學家在我們國家的土壤上生根開花，還需要媒體的科普宣傳。但目前，一些媒體有‘娛樂至上’的傾向，一方面忽視了對科學和科學家群體的報道；另一方面即使媒體報道出來，往往也缺乏趣味性。因而，科研被許多人認為是坐冷板凳的枯燥修行，家長們不理解科學的趣味性，也不愿意孩子們去做科研。這種狀況下，我們如何去發現、去培養更多出色的科學家？”

賀林的反問，讓記者有些莫名緊張。

“事實上，科研是趣味性的。你們可能很難想象，在無以計數的堿基中去尋找并定位某種遺傳病的治病基因所能帶給我們的快樂，那用欣喜若狂形容都不過分。”賀林邊說話邊打開手機，向記者展示了一張圖片，那是賀林在宣紙寫下的八個毛筆字——“快樂科學，感悟天地”，意思說只有快樂才有可能做好科學；只有把人看作地，人以外都看作天，才能明白人本身。

后來這幅字被學生們裱了起來，作為工作銘言。

“很多人都以為科研是一個索然無味的煎熬過程，可或許你們并沒有真正感知科學家們的快樂。”喃喃自語一樣，賀林結束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記者手記：

當科研升華為習慣……

“您是我所敬仰的科學家！”

這是3月3日記者采訪院士賀林時，說出的第一句話。他先是稍微有點意外，然后靦腆地笑了，一邊擺手一邊說“不用，不用”。

那天，賀林戴著一副無框眼鏡，身著深灰色的平紋圓領毛衣，下身搭配了一條牛仔褲，看起來休閑隨性但文藝范兒十足。有那么一瞬間，我甚至產生錯覺——這不是科學界的明星，而是文藝界的大腕。

不過，我也有點小慶幸他并非來自文藝界。不然，在酒店大堂，他必然會遭遇各種圍堵。而我，也幾乎沒有可能用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聽他講述他的“快樂科學”，比如《動物世界》。但當他聽我提到現代的追星族時，深感匪夷所思。

“小時候你肯定看過《動物世界》，現在還看么？我依然愛看。你們小時候愛看這個節目，可能因為沒有見過那么多動物，覺得新奇有趣，或者因為它們的長相比較可愛。我喜歡看《動物世界》，是因為它們時時啟發我的思考，這更有趣。”在賀林看來，很多的科學研究其實都是“好玩的事兒”。正如賀林書寫的“快樂科學，感悟天地”8個毛筆字一樣，他認識人與自然的角度是全新的。

什么力和怎樣的季節決定鳥兒的遷徙？它們如何決定往哪兒遷？怎么編排遷徙的路線？還有魚呢，龜呢？怎樣精準地橫渡大洋產卵或捕食？為什么它們具有的GPS的功能能超越電子的？又為什么許多動物能比人類更早感知地震……在賀林的眼里，這些都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現象，而是動物通過生命和自然界進行的一場場對話。

解讀生命與自然的對話密碼，的確應該是科學家的事。

“雖然是解讀密碼，卻并非深不可測。就像你們要將腦海中積累的經驗寫成稿件一樣，科學家也不過是用自己的方式將知識積累轉化。只是，這個轉化過程可能比較漫長和復雜。”感覺自己似乎又把科學說玄妙了，賀林自發地笑起來。

“因為漫長且復雜，所以一定要保持定力，要發自本心地堅守。”這是賀林送給年輕科學家的話，也是當年父親送給賀林的話。

鮮為人知的是，賀林的父親賀近恪先生，是中國大陸第一位獲得世界林業科學院院士榮譽的人。作為一名愛國的林產化學專家,1951年賀近恪先生從澳大利亞回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事業,1984年當選為世界林業科學院院士。

賀林很少在工作場合提及父親，但深受父親影響。如今，他也這樣教育他的學生——搞科研是一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研究者深入其中的堅持不懈；科學研究有時候就像探險，穿過最艱難的山重水復之地，再向前走一小步，就會柳暗花明；當科研升華為習慣或常規，科學研究就會成為一片快樂天地，研究者也才真正發現并體會到創新創造的無窮魅力。

科學如此，其他領域不同樣如此么？當真正投心于某項工作，并做到極致，又怎么會不開花結果呢？所以，今天我們呼吁尊崇科技創新，也是應該從崇尚科學家精神開始的吧。（本網記者 劉喜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