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禮，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科院院士。作為長期研究環境變化的專家，在他眼中，霧霾治理、氣候協定、能源結構，三者有怎樣的關聯？什么才是治理霧霾的根本途徑？

2010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后不久，丁仲禮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當時碳排放協定對于發展中國家毫無公平可言，注定要失敗。雖然時間已過去整整七年，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引起一輪重溫，不少網友對丁院士的直言不諱表示欽佩。當時他對記者這樣說，“27個發達國家，切走的是44%，11億人口。余下的人55億，分56%的蛋糕，你說公平不公平？”

去年底《巴黎協定》正式生效，幾乎與此同時，美國大選進入關鍵時刻。當時還是競選人的特朗普在選舉過程中對協定表示頗多質疑。雖然競選成功后，特朗普本人表態轉向緩和，但依然讓外界為這個來之不易的氣候協定能否順利推進捏一把汗。對此，丁仲禮倒并不擔心，“我去之前就知道哥本哈根這個會肯定談不成，它是自上而下的減排來分配。目標定得很高、分配不公平，大家都反對，不可能完成。巴黎接受了哥本哈根失敗的教訓，自下而上、‘自主貢獻’，到什么時候能完成什么程度。特朗普不會說不參與自下而上的國際氣候變化治理，但他有可能說做不到大幅度減排的承諾，他會做出修正。”

人們關心氣候協定，更關心霧霾治理，但不少人卻并不知曉，兩項工作之間也有密切的關聯。要落實氣候協定，需要各國積極減排。平衡發展與減排，關鍵在于改善能源結構。丁仲禮說，從源頭減排，推進能源結構優化是治理霧霾的必由之路，從第一個層面講，與國家的經濟結構有關，經濟發展過程中能源一定會增加。經濟結構好，增加的會很慢，以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講，增加是肯定的。第二個層面是能源本身的結構，清潔能源所占的比例，二氧化硫、氧化氧氮(氮氧化物)、揮發性顆粒物，這些污染物最大的來源是化石能源。

以我國發展中國家的現狀來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能源消耗還會增加，減少形成霧霾元兇——污染物排放，根源落在了調整能源結構、多使用清潔能源上。

丁仲禮介紹，中國在清潔能源上的投入是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也是最快的。根本上來說要通過核能才能把二氧化碳減下去。對于風電、光伏技術，丁仲禮指出，“風電光伏技術，作為主打能源的可能性幾十年內很小，但核電是有可能的，比如法國核能發電沒多少年已經變成其主要能源。大家擔心核能安全，選擇起來很困難。”

不過事實上，目前我國只有35臺在運核電機組，共計3360萬千瓦，在全國各類電力裝機中的占比僅約2%，2015年核電建設才剛剛重啟，究竟哪種能源會在未來成為主力軍還很難說。雖然根據承諾，我國的碳排放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更清潔的能源結構一定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但對于霧霾治理的達成，人們已經望眼欲穿。目前采取種種措施推進化石能源的“綠色利用”是丁仲禮所說的治理霧霾的第三個層面，“這些化石能源清潔利用到什么程度？比如煤炭用的過程中，可以脫硫脫硝除塵。能源要增長，即使是化石能源還有略微增長，只要各種各樣的環保措施跟上，污染排放總量是可以減下來的。”

2013年“大氣十條”開始實施，全面打響了治理霧霾的保衛戰。在日前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環保部部長陳吉寧表示，3年以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及74個重點城市的大氣質量得到改善，PM2.5年均濃度下降30%以上，優良天數比例在上升，重污染發生頻次明顯降低。2016年北京PM2.5濃度是7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9.9%是北京改善幅度最大的一年。但也有不少人覺得空氣質量改善的“體感”似乎比數據看來弱了不少。

對此，丁仲禮表示，主要是由于冬季拖了后腿，“感覺是準確的，這幾年減少主要在前三季度，冬半年或第四季度或許有一點減霾，但肯定不明顯。供暖是一個方面，地方政府對保增長常放到第四季度，對此要等統計局部門拿出準確的數據。我感覺第四季度的減排由于地方政府保增長又疊加了供暖季，天氣不好，所以給大家的感受非常糟糕，一定要把冬季的排放總量減下來，并且要減的量比較大。不能把保增長壓倒第四季度，要下大力氣、大決心把散煤取暖壓下去。”

霧霾圍城的日子里，每個人都無法獨善其身。但預警帶來的限行等還是會引起些許雜音。對此，丁仲禮說，情緒可以理解，但治理霧霾的戰役里，沒有人可以缺席。

每一次重污染，地區間的污染是否成分一樣？丁仲禮回應表示都不一樣，“宏觀的東西是清楚的，煤炭、汽車、揮發的有機物。根本的一點大家都知道，汽車是很重要的排放源，尤其氧化氧氮(氮氧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