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5日下午參加他所在的北京代表團審議。他強調，全面從嚴治黨要善于從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里找答案，深刻理解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的關系。王岐山指出，在中國歷史傳統中，“政府”歷來是廣義的，承擔著無限責任。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以及法院和檢察院，在廣大群眾眼里都是政府。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王岐山提到的“黨政分開”一詞，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講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也講過很多次。不過，一段時期以來，“黨政分開”這個詞已經逐步淡出了官方的文件和表述，只是在學者討論中國政治改革道路的時候，還時不時地被提到。既然如此，那么王岐山這次為什么又要重提“黨政分開”這個詞？他提到的“黨政分工”又是何意？

實際上，無論是“黨政分開”還是“黨政分工”，它所描述的都是一種黨政關系的模式。所謂黨政關系，簡單地說，就是政黨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而在中國，所謂黨政關系就是指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政權之間的職權關系，具體涉及黨與人大、政府（行政機關）的關系。

黨政關系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如“黨政分開”、 “黨政合一”、“黨政分工”等等。

改革開放以來，“黨政分開”被很多人用來指稱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這跟對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黨政分開”思想的誤讀有很大關系。當時講黨政分開的時代背景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黨政關系大體是從模仿蘇聯“黨政合一”的模式來的，而蘇聯的這套模式存在很多的弊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指出，過去“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干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堅持中央的統一領導，變成了‘一切統一口徑’”。當時為了解決這些弊端，在借鑒西方國家“黨政分開”模式的基礎上，鄧小平根據幾十年黨政關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解決“黨政合一”和實行“黨政分開”的問題。黨政分開的基本要求，就是科學地認清黨政職能的性質和職權范圍，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機構重疊、職責混淆等問題，黨委不再對行政進行干預，集中精力管好大事，從而建立新型的黨政關系。

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黨政分開”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政治語境，這就是中國要擺脫深受蘇聯政體影響而導致的“黨政不分”這個問題，因為它已經嚴重束縛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但鄧小平同志的這一思想卻在一段時間以來引起了一些誤讀，這其中既有思想認識不夠的原因，也有一些別有用心者故意混淆是非的原因。對于后一類人來說，他們或是出于對中國共產黨的不認同，或是出于其他的一些現實因素考慮，簡單地將“黨政分開”理解為黨政之間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并借此鼓吹一些執政黨要“放權”之類的錯誤論調。這種錯誤論調危害不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已經由學術討論和技術路線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態斗爭問題，引起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

實際上，這些誤讀和曲解很大程度上是沒有深刻領會鄧小平同志在提出“黨政分開”思想時所強調的，在討論中國的黨政關系問題時，首先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其次才是各有分工。而且無論怎么分工，所有考慮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如何改善并鞏固黨的領導。我們也必須在這個基礎上思考黨政之間的關系問題。所以，王岐山這次鮮明地提出“黨政分工”，并明確地指出在中國沒有“黨政分開”，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以后，“黨政分開”的論調可以休矣！

王岐山這次有的放矢、正本清源的講話，不僅回應了鄧小平同志“黨政分開”的本意，也為中國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處理黨政關系指明了方向。這條方向就是在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下，從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當代政治實踐出發，來厘清中國黨政關系的邏輯。而王岐山指出的這條邏輯的主線就是要在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實行“黨政分工”：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根本原則；在此基礎上，對包括黨的機關和各類政府機關在內的廣義政府間的職權關系進行合理分工和配置，實現黨和政府既合理分工又互相協同，使黨組織和國家政權都有效地運轉起來。

王岐山提出的“黨政分工”思想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蘊含著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藝術。它有利于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對于認識中國、治理中國、發展中國意義重大，我們必須要深刻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