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要講好中國故事，關鍵是講什么人物的故事，傳遞什么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只有創作出典型人物，文藝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可見，銀幕形象傳遞什么精神，引領什么價值取向，直接影響觀眾的審美情趣、審美理想和價值判斷。從某種程度上講，銀幕形象影響著國民的精神世界，銀幕形象的精神力量大小也決定著電影核心競爭力的強弱。

電影《中國合伙人》海報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電影《小花》劇照資料圖片

電影《漁光曲》劇照 資料圖片

警惕迷戀世俗、輕慢崇高的創作傾向

中國電影的銀幕形象置身于一個特殊時代：這既是高歌猛進的大好時代，又是暗藏危機的變革時代。2016年中國年產電影故事片772部，全國電影票房457.12億元，中國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世界電影生產大國。中國還擁有四萬多塊銀幕，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國產電影的受眾關注度，以及中國電影市場的火熱度，也是其他藝術門類無法比擬的。

高歌猛進之中，國產電影尚有隱憂存焉。根據“中美電影協議”的約定，中國每年要進口34部美國電影。這些大片憑著強勢出場、弱勢出局的理念，意用大資本、大制作、大明星、大宣傳席卷中國市場，在中國銀幕上復制拷貝美國的價值觀念。國產電影在與好萊塢大片的競爭中逐步崛起，實現繁榮發展，卻也催生出一種產業失衡現象。一些從業者過分倚重市場效應，以票房多寡論英雄，這種生產思路催生出“過分倚重娛樂精神，以好看好玩論短長”的創作觀念變異，使輕電影、小電影、悅電影大行其道。稱其輕，是指時代質量過輕；稱其小，是指思想力量過小；稱其悅，是指過于注重娛樂狂歡。國產電影的諸種隱憂集中表現在銀幕形象上，就是世俗化傾向嚴重。

寫凡人小事成為時下電影創作的常態，這本屬正常現象。然而，時下的平民書寫迷戀世俗，輕慢崇高。于是乎，創作重生活粗鄙感，輕高尚精神境界，重世俗欲望，輕精神品格，使人物流于世俗化、粗鄙化。這些問題發展到極致，就演變成張揚世俗欲望，追逐一己私欲，堆砌垃圾情緒，展示人性猥瑣，熱衷于消費情色、顏值等趣味低下、格調媚俗的創作傾向。而國產電影銀幕形象的這種市俗化傾向，也悄然改寫了青年觀眾的審美習慣，使他們越來越喜歡興奮、刺激、重口味的內容。這種觀影訴求又助長了電影市場的媚俗之風，使娛樂狂歡之作風靡于世，有家國情懷、人文精神之作遇冷，具經典風范、能振聾發聵的黃鐘大呂之作稀缺。

在凡人小事中體現出人性高潔

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精神和情懷去書寫銀幕，獻給我們的時代，獻給我們的觀眾，并以此同好萊塢比拼？落實到人物塑造上，我們不應該弱化銀幕形象的積極精神力量，消費卑瑣小人的卑瑣之事，而應該在凡人小事中體現出人性的高潔；在寫平民的世俗生活中，開掘出他們對美好人生、生命尊嚴和幸福愿景的守望；熱情表現中華民族在追求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呈現出來的精神風貌。一千五百多年前，文藝評論家劉勰就提出，文藝作品要“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又指出“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宋代張載提倡文藝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見，文以載道是中華文學藝術的優秀傳統。表現人物崇高境界是中國電影人的責任和使命。中國電影一直具有現實主義的優良創作傳統。無論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馬路天使》《十字街頭》《漁光曲》《一江春水向東流》，還是新中國成立后涌現的諸如《小花》《喜盈門》《苗苗》《泉水叮咚》等影片，都在描摹現實生活的同時釋放出積極向上、溫暖人心的精神力量。

偉人與英雄可以崇高，而普通人如果能超越一己欲望，將自己的幸福愿景同中國夢融合起來，也可以走向崇高。電影《中國合伙人》中的三個主人公，經歷了改革初期的“出國潮”和“下海潮”，沉淪過、拼搏過，趁勢而起，潮起潮落，始終守望自己的人生愿景，終于悟出人生的意義，贏得生命的尊嚴和事業的榮光。影片以成東青、孟曉駿、王陽三個人的精神成長史帶出了改革開放歷程，可以說這三個人物的形象既有生活質感，又有可以企及的崇高境界，還有沉甸甸的時代質量，寫出了人民的大情懷、時代的大境界，因此成為近期國產電影人物形象塑造的代表作品。

用優秀銀幕形象引領時代風尚

時下有一個誤識，認為電影藝術進入了小時代、輕時代、微時代，于是快餐文化電影和速食文化電影盛行。誤識帶來創作上的誤區，不少創作者回避深邃，拒絕意蘊，追求淺白，誤認為現在是讀圖時代、讀題時代、顏值時代和感官時代，篤定認為這些才是時尚，如此創作才會受到青年觀眾的歡迎。于是，粉絲電影、IP電影大行其道。部分電影創作者完全從市場需求出發，單純以票房高低評價作品的優劣。在一些電影評獎活動中，有的娛樂狂歡之作問鼎大獎，而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卻寂然無聲。銀幕形象世俗化傾向和評獎的對位，說明“習慣于張開熱情懷抱迎接市場需求，而疏離導向作用，任憑市場考量高于對作品思想藝術力量的考量”這種不正之風開始從生產領域向產業的其他環節蔓延開去。

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應追求社會效益與商業效益的統一，并將社會效益永遠放在首位。現在的產業生態環境有時卻令電影的社會效益和引領作用被懸置，這就需要政策的保障和制衡。在電影的引領功能弱化時，政府的宏觀調控之手應及時到位發揮作用，扶持更多具有思想深度、藝術力量和時代質量的銀幕形象，反映社會風尚，并引領社會風尚。而作為創作者，面對時下業界浮躁之風盛行、不少人急于一夜成名的情況，我們應該放下雜念靜下心，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直面生活、洞悉生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文化創造力。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文化都能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鼓與呼。”所以，在這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關頭，電影工作者應該追求對生活的新發現、對藝術的新表達，努力講好中國故事，創造出更多具有思想內涵和精神力量的銀幕形象，反映生活真諦，助推時代前行。

（作者：趙葆華 系著名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