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文獻修復組的辦公室,只見修復師劉建明小心翼翼地整理著一包包破損的西夏文獻,他正在為修復新入藏的西夏文獻做著準備。早在2003年,作為中國境內收藏西夏文獻最多的單位,國圖就曾啟動西夏文獻修復工程,對當時館藏西夏文獻進行全面修復,那時劉建明就是修復小組的成員。日前,記者專訪了這位頗有經驗的“全國技術能手”,請其講述西夏文獻修復中的故事。

修復師劉建明小心翼翼地整理破損的西夏文獻。記者 方莉攝 

記者:2003年啟動的西夏文獻修復工程是近年國家圖書館四大修復工程之一。這一批西夏文獻是如何修復的?留下了哪些經驗?

劉建明:2003年3月,國圖啟動西夏文獻修復工程,從調研、論證到修復完成,歷時一年,是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對西夏文獻進行修復。這批西夏文獻雖整體保存良好,但很多卷冊有不同程度的殘損,其中數十卷佛經在折口處斷裂,造成書頁順序錯亂,難以連貫,而且破損散開的小殘片為數不少。修復西夏文獻最大的困難在于,修復人員都不認識西夏文,難以確定文字的順序,修復工作難以起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邀請西夏學專家史金波先生自始至終參與修復工作,對文獻的順序、綴合和價值保護進行判定和指導。

當時我們第一次用“挖鑲”的方法,把西夏文獻散片做成了一本小書。過去,我們在修復古籍時,通常會將那些無法復原的殘片統一裝在一個口袋里,既不美觀,又容易進一步破損。在修復西夏文獻時,我們準備好一本空白的線裝書,根據殘片的大小,先在書頁中“挖”出相應的區域,再把碎片“鑲”進去。這樣一來,書頁基本保持平整,不會像粘貼剪報一樣凸凹不平,而且每一頁紙鑲嵌一張西夏文獻殘片,便于翻閱。

那次西夏文獻修復,我們還第一次制作了完備的修復檔案,全面記錄修復過程和前后對比;并在修復過程中對西夏文獻進行跟進整理和研究,出版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國家圖書館西夏文獻中漢文文獻考釋》《國家圖書館學刊》西夏研究專號等著作和論文。西夏文獻的修復充分體現了文獻專家與修復專家、先進技術與傳統工藝、修復與研究的結合,為此后修復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積累了不少成功經驗。

記者:2015年最新入藏國圖的西夏文獻修復與2003年的修復工作有何不同?目前的修復進展如何?

劉建明:相比14年前的修復,新入藏西夏文獻的修復工作難度更大。這批文獻的破損程度更為嚴重,許多經卷上留有水漬、霉斑,或者粘有厚厚的污垢,有的書頁紙張已呈棉絮狀,有的書頁都粘在一起,成了“書磚”。

為了順利啟動和有效開展修復工作,去年6月,國圖古籍館召開了專家咨詢會,邀請史金波先生、國圖研究館員黃潤華先生等5位專家為我們出謀劃策。在會上,專家們提出了遵循先易后難的原則逐件開展,加強修復人員、研究人員與管理人員的及時溝通,做好修復檔案工作,出版相應的修復與文獻研究論著等意見和建議。在充分吸納專家意見和上一批文獻修復經驗的基礎上,我們將為每一件文獻研究制定詳細、可操作的修復方案,計劃用3到5年時間把這批文獻全部修復完畢。

目前,我們已經從書庫里提取出3包待修復的文獻,正在開展前期準備工作,包括紙張檢測、制作補紙并染色,與民語組共同研究每件文獻如何編號、如何制作裝具等等。這批文獻修復不要求快求量,不能把攤子鋪得太大,不可盲目地干,一定要扎實穩妥地把修復工作做好,為保護和研究這些珍貴文獻打好基礎。

記者:西夏文獻的修復過程充分體現出古籍修復這個行當“慢工出細活”的特點。您從事古籍修復工作這么多年,有哪些心得體會?

劉建明:古籍修復是一項傳統的技藝,是個經驗活。每個修復師都是在日復一日地拆書、洗書、補書、折頁、噴水、剪頁、壓平、捶書等十余道工序中慢慢成長起來的。比如噴水這道工序,用多大力氣、與書距離多遠才能噴出霧狀的水,這都是經驗。這些技術和經驗依靠歷代修復人員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下來,使古籍修復工作充滿了濃重的經驗色彩。

我1980年進入國圖古籍館修復組工作,從事古籍修復工作已經有37年,修復各類文獻差不多有1000來冊。剛入行時,很幸運地被稱為“國手”的古籍修復大家張士達先生帶我。那時候我才18歲,對古籍修復沒什么了解,根本就坐不住。當時已是80多歲高齡的張先生總是教導我,干我們這行一定要耐得住性子,自己要多琢磨。他身上那種耐心細致、執著認真、精益求精的作風對我影響特別大。比如,他會為了找一張更合適的補紙花費三五天時間,他修補過的書基本看不出補過的痕跡。這大概就是現在所說的“工匠精神”。

隨著時代變遷,新技術的發展為這項古老技藝帶來新的曙光,新鮮血液的加入也使這項事業后繼有人。我們看到,現在從事古籍修復的年輕人大多受過專業的學科訓練,知識結構更加完整,運用科學技術的能力更強,只要經過一段時間靜心苦練,將這種“工匠精神”代代傳承下去,必定能在實踐操作中成長為成熟的修復師,為古籍修復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