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月，福建泉州市連續發生三四起涉及學生死傷的交通事故。目前，各中小學已向家長發出共同遵守交規的通知，并提到家長如若騎超標電動車載孩子上下學，一經發現將受到勸阻，學校還將情況全校通報、批評。（3月30日《海峽都市報》）

在不確定因素不斷增多的風險社會，層出不窮的交通事故進一步加劇了安全焦慮。盡管電動車屬于非機動車，但許多經過改造的電動車卻具備機動車的屬性；一旦家長“想怎么騎就怎么騎”，超標電動車依然可以上演“速度與激情”的戲碼。給孩子建構一道周密的防護網，給超標電動車戴上“緊箍咒”，已經具有“等不及”“傷不起”的焦急與迫切。

社會網絡中存在著一些“結構洞”,用于連接兩個難以直接發生關聯的關系人。孩子作為學校和家長之間的“結構洞”，能夠實現學校和家庭的有機鏈接。“株連式懲罰”的初衷，在于提升違規成本，通過懲戒孩子的方式倒逼家長遵守交通規則；難以直接對家長進行規訓和懲罰的學校，通過孩子來對家長的失范行為進行糾偏。

家長違反交通法規、孩子被全校通報批評；這種生硬、冰冷的“株連式懲罰”，說輕一點是好心辦了錯事，說重一點是治理理念的陳舊與滯后。目標正義并不意味著程序正義，初衷良善并不意味著結局圓滿；在公眾權利意識不斷增強的當下，“株連式處罰” 遭遇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與不認同。

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多年來，我們形成了一種荒謬的“代價論”，即為了達到目標，做出一些犧牲是必要的。這種所謂“代價論”，不僅僅造成對失范行為的冷漠，重要的是，為這種冷漠找到了極具說服力的理由。不論是部分住戶拖欠采暖費、熱力公司采取“株連式停暖”，還是子女報考了其他高中、身為教師的父母遭遇“株連式辭退”，抑或“斷水電逼捐”，初衷良善、方法僵化，最終讓不少好事上演了“變形記”。

孩子沒有犯錯，卻要為家長的錯誤付出代價；“株連式懲罰”損傷了孩子的權利與尊嚴，說到底是一種“暴力育人”——家長騎超標電動車載孩子上下學，顯然是因為孩子沒有盡到勸告、說服的義務；面對 “不懂事” “不聽話”的孩子，學校理所當然擁有“教育”的權利；這種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難免會打錯“板子”。

家長駕駛超標電動車，理應受到相應的懲戒。然而，法治社會講究責罰對等、寬嚴相濟，失范者的權利與尊嚴也應得到基本的呵護；懲處失范行為也并非越重越好、越多越好，人為地附加處罰或者株連其他人，不可避免會損傷法律的權威性與嚴肅性。在法治建設不斷深入的當下，父母違法、孩子挨板子的“株連式懲罰”顯然經不起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