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去看望離休后居住在太行山區(qū)的93歲老首長時，他對我說：“眼下來了客人都興進高級飯店了，不像當年剛“開辟”的時候，黨的干部進了村，都是在堡壘戶家里吃派飯。今天你就把我當成個堡壘戶，在這里吃頓家常飯吧。”

在我的老家，人們習慣把革命根據(jù)地的建立，稱作“開辟的時候”。而吃“派飯”，就是指干部下農(nóng)村工作時，按照農(nóng)民住宅順序，輪流去各家吃飯。更早時候的吃“派飯”我沒經(jīng)歷過，但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駐村干部到我們家吃飯的情景，我還記憶猶新。

那個時候，雖然說公社以上的干部都有一個“脫產(chǎn)干部”的稱呼，但實際上他們哪一個也不脫產(chǎn)，而是與農(nóng)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輪到干部到哪家吃“派飯”，盡管生活還比較困難，但主人家都盡量把飯菜調(diào)劑得好一點。我母親就是一個愛面子要強的人，每逢脫產(chǎn)干部來我家吃“派飯”，總是千方百計把伙食往好處做，能不摻糠不摻糠，能少兌菜少兌菜。為了讓干部們吃得好一點，臨到開飯時總找理由把孩子們支到別處去，客人走了才叫我們回來“打掃戰(zhàn)場”。干部們也深知農(nóng)戶的不易，每吃完一天“派飯”，都非常自覺地按規(guī)定留下5角錢的伙食費。這對于當時的農(nóng)家來說，可是一件挺合算的收入，因為5角錢正好是我上小學一個學期的學費。另外，除了密切干群關(guān)系，凡是能被派有干部吃飯的戶，都有一種“堡壘戶”的自豪感。

后來，吃“派飯”的日子輪到了我自己頭上。1968年8月，作為一名軍人，我到地處太行山深處的河北省涉縣支農(nóng)。當時，我被派到神頭公社的一個村子，并按規(guī)定吃“派飯”。對于當?shù)夭⒉桓辉５陌傩諄碚f，這個飯真是難“派”呀：叫解放軍和自己一樣吃糠咽菜吧，不忍心；想表達一下心意吧，又實在沒有能拿得出手的東西。于是，鄉(xiāng)親們發(fā)明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凡是被派有解放軍吃飯的人家，頭一頓飯必須吃大碗面。這種面用一個碩大無朋的粗瓷碗裝著，面條是一半綠豆芽一半寬面條摻合在一起的那種，吃起來很上口。可那時每人每年只有幾斤面粉，一戶農(nóng)家操持這么一大碗面，在那個年代是多么不容易！所以，戰(zhàn)友們每次被派到老鄉(xiāng)家里吃飯，總是把這碗面推了又推，讓了又讓，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可最終，還是由戰(zhàn)士把面吃下去，主人臉上才露出笑容。于是，戰(zhàn)士們只好從每月6元的津貼中拿出2角，把每天的伙食費增加到7角，算是對老鄉(xiāng)的一種補償。

一次，領(lǐng)導讓我去鄰村一戶人家了解他家聾啞孩子的治療情況。進村后，我就住進了這戶人家的偏房，他家也理所當然地成了我的“派飯”戶。可沒想到，這戶人家竟然是這個貧困村里最貧困的人家。但即使是這樣，這家人照樣為我做了大碗面。當我把面條捧到手上，望著炕上躺著的老人，看看不會說話的孩子時，不禁鼻一酸、眼一顫，滾滾的熱淚止不住奪眶而出。那天，面條雖然沒有吃下去，但在之后的日子里，那碗面卻總是在我的記憶中晃來晃去。如今，我雖然已是60多歲的人，大半生也吃了各種各樣的面，但最讓我忘不了的，還是那碗熱氣騰騰的太行大碗面！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吃“派飯”的規(guī)矩開始變味了。記得當時有一部叫做《黑三角》的電影，電影中下基層的干部不再到百姓家吃飯，而是在公社食堂吃完飯，交上3角錢就算完事。于是，群眾就形容上面來的干部每頓飯交3角錢的行為是：“縣長來了交3角，局長來了交3角，市長來了交3角，你到底吃了多少黑三角？”沒用幾年，從一開始的象征性交錢到后來的白吃白喝、大吃大喝，吃喝風便像濃濃的霧霾一樣擴散開來，以至于后來三令五申都剎不住這股歪風。直到黨的十八大之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鐵腕反腐、重拳治貪，才使吃喝之風得到有效遏制。

我想，現(xiàn)在制止吃喝的文件那么多，是不是也應當有一個鼓勵到老百姓家、貧困戶家吃“派飯”的規(guī)定呢？飯怎么吃、和誰吃、吃什么，應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

作者：全國政協(xié)委員 王樹理（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