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留存下來的樂府詩《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可以發現，陶淵明首次將樂府運用于私人交誼，拓展了樂府詩的表現功能。陶淵明不僅在田園詩、營造意境、平淡風格等方面孤明先發，其在樂府詩創作的開創之功也應該受到重視。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用相和舊題。《宋書·樂志》卷三即載有東阿王曹植所作楚調怨詩《明月》（明月照高樓）一篇，由七解組成。智匠《古今樂錄》轉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伎錄》：“楚調曲有《白頭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東武琵琶吟行》《怨詩行》，其器有笙、笛弄、節、琴、箏、琵琶、瑟七種。”《樂府詩集》說：“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于楚調，與前三調（平調、清調、瑟調）總謂之相和調。”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怨歌行》解題云：“一曰《怨詩行》。古詞云‘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言周公推心輔政，二叔流言，致有雷雨拔木之變。”知“楚調”乃漢代相和舊曲一個曲調，《怨詩行》是其中一個曲題。陶淵明將作品標示為“怨詩楚調”，說明他知道自己是在以相和舊曲寫作歌辭。該詩也被《樂府詩集》收入到《相和歌辭·楚調曲》當中。

重要的不是陶淵明懂得相和歌，而是他將樂府舊題施用于私人情感交流。《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為陶淵明晚年所作，帶有人生總結之意：“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發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陶澍《陶靖節集》注引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敘平素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蔣薰評《陶淵明詩集》：“公年五十余作此詩，追念前此，饑寒坎坷，發為悲歌，惟龐、鄧如鐘期可與知己道也。”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又題明示龐主簿、鄧治中……是以己之慷慨悲歌自托于伯牙之善彈，而以知音望龐、鄧如鐘子期也。”袁行霈說：“此詩中吐露衷曲，非泛泛之交所以與言也。”可見陶淵明此作沒有偏離曲調本事，只是將古辭“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所表達的難得信任關系擴展到整個世態炎涼、人生艱難。他的特殊之處是以此作為和私人溝通情感的一種方式。如同詩題所示，詩是贈給龐主簿、鄧治中兩位友人的，旨在向知己傾吐衷腸。

樂府是表演藝術，具有開放性、公共性。因此樂府詩寫作與一般詩歌創作不同，總是要考慮其作為表演藝術的儀式作用，作為禮樂文化組成部分的政治功用。即使是那些從民間采集來的樂府曲調在表演時也要起到“觀風俗，知薄厚”的作用。建安以后樂府詩創作進入有主名時代，魏之三祖為樂府寫作相和歌辭，具有很高個性化色彩，但還是很好地完成了樂府儀式功能。樂府創作進入有主名時代以后，抒發個人懷抱成了樂府創作一個重要功能，如曹操借古題而寫時事，曹植擬舊篇而抒懷抱，但這些樂府還沒有用作與知己私下贈答。衡之以“興”“觀”“群”“怨”，知樂府詩學功能還是發之以“興”“怨”，而歸結“群”與“觀”，公共屬性有余而個體屬性不足，很少用于個體間情感交流。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以樂府酬贈知己，實現了樂府由公共屬性向個體屬性的巨大轉變。它是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首明確標明施用于個體交際的樂府詩。可惜陶淵明這一獨創來得過早，在當時及其后的很長時間內沒有得到繼承和模仿。此后直到盛唐近四百年間，也屬孤例單出，絕無僅有。漢魏到陳隋是樂府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文學群體交往的興盛時期，歷代都有大量樂府創作，同時也采用詩歌交流情感。但除了陶淵明，再無他人將二者結合起來以樂府進行酬唱贈答。即使是陶淵明自己，也僅留下了這一首作品。故而在整個漢魏六朝時期，《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既是樂府創作中的別調，也是應酬文學中的異響。

一直要到唐代，陶淵明對樂府詩學功能的開拓才產生了回響。初唐開始有人以歌行贈答。如宋之問《冬宵引贈司馬承禎》、張楚金《逸人歌贈李山人》、丁仙芝《余杭醉歌贈吳山人》等，但其例不多。到了開元、天寶年間，則群聲紛起，出現了一批有酬贈標記的樂府詩。如王維《臨高臺送黎拾遺》、孟浩然《大堤行寄萬七》、高適《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儲光羲《升天行貽盧六健》、李頎《放歌行答從弟墨卿》、杜甫《短歌行贈王郎司直》等，都是以寫作舊題樂府而行個體社交之能事，與《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同氣相應，異彩紛呈。岑參、李白、杜甫等人更是擴而大之，大量寫作樂府、新歌以酬唱、交際，其創作數量之多、質量之高，足為一時詩歌代表。如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李白《西岳云臺歌送丹丘子》《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玄都壇歌寄元逸人》《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相逢歌贈嚴二別駕》等，與陶淵明所作異聲同調，別見新致。高適《燕歌行》也是時人以樂府創作互相酬答的產物。其自述創作背景云：“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盛唐人不僅以樂府創作互相酬答、述志、切磋，還以之求取知音。如儲光羲《洛陽道五首獻呂四郎中》是向呂向干謁，高適《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是向陳希烈干謁，李頎《雙筍歌送李回兼呈劉四》是輾轉向人干謁。其中最為后人稱道者當屬李白。李白奉詔進京，初見賀知章，以《蜀道難》相示，被賀知章稱為“謫仙人”，成為千古佳話。總之，盛唐時期，以樂府創作進行個人交際、應酬不僅蔚然成風，而且形式多樣，寫出了眾多優秀作品，極大地促進了盛唐詩歌的繁榮。而這一切的源頭，不能不追溯到陶淵明《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盛唐詩人對《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的廣泛回應深刻揭示出了陶淵明在樂府詩功能開拓方面的重要價值。自此以后，樂府不僅可以用作公共表演和獨抒懷抱，而且可以用于交際應酬。陶淵明在詩歌史上的開創性作用應該得到更加全面的揭示。

（作者：曾智安 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